“惟情性之至好，欢莫备乎夫妇。受精灵于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实人伦之端始”，东汉蔡邕在《协和婚赋》中描绘出古人眼中婚姻的神圣——是情性交融的至美关系，更是承载人伦秩序的起点。

千年时光流转，这份对婚姻情感本质的追求与所承载的责任并未消散，却在社会革新中呼唤新的表达。教育水平的提升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赋予个体自主规划婚育生活的能力，人们对婚育的期望和需求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为女性开辟了教育与职业发展的广阔天地，两性在婚育中的心理定位与角色期待，也在社会结构的重塑中经历着深刻的演变。

然而，正是在这种个体赋权与观念解放的进程中，“恐婚”“恐育”话题却频频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回应时代变迁，构建契合当下社会土壤的新型婚育文化，已成为关乎千万家庭幸福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课题。厘清两性婚育观差异的深层肌理，才能为构建新型婚育文化筑牢认知根基，找到化解当下婚育困境的有效路径。

不婚不育背后的结构性压力

经济枷锁与性别失衡

全国人口普查及各类专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社会普婚普育的主流意愿并未改变，“不婚”“不育”更多表现为一种被动的“推迟”或谨慎的“观望”。在这看似“拖延”的表象之下，是多重现实压力共同构筑的沉重门槛。

有关影响晚婚晚育群体决策的因素中，经济压力无疑最为重要。调查结果显示，结婚花费的平均值高达30余万元，远远超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平均养娃到18岁的成本是人均GDP的6.9倍，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韩国。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尤其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组建家庭的经济门槛被显著抬高。高达63.78%的受访者认为结婚带来的经济压力很大。性别差异在此尤为凸显：男性感知经济压力大的比例（66.98%）显著高于女性（60.60%）。这种差异并非偶然。男性焦虑的根源，不仅在于看得见的彩礼、婚宴、购房购车等巨额开销，更深植于传统性别角色期待所强加的“养家者”身份压力。社会文化无形中预设了男性在家庭经济供给中的主导责任，使其背负着远超实际收入的期望重担。这种“必须成功”的隐性压力，成为许多男性“恐婚”的重要心理动因。

然而，尽管男性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压力预期，女性在婚育意愿上却表现出更低的意愿。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2024年成年人与在校大学生婚育观调查报告》表明：在校大学生中，认为爱情不重要的女生占比与男生占比的差值为26.5%；认为婚姻不重要的女生占比与男生占比的差值为37.6%；认为拥有子女不重要的女生占比与男生占比的差值为34.7%。这绝不是简单的偏好差异，而是深刻反映了女性在婚育决策中面临的独特困境。

“母职惩罚”如同悬在女性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智联招聘《2024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的数据冰冷而真实：48.8%的受访女性在求职过程中遭遇过婚育状况相关的歧视。更令人忧心的是，32.9%的女性坦言婚育影响其职场前景，这一比例远高于男性。婚育状况成为女性职场发展中的隐形门槛，将她们禁锢在“要么工作，要么生育”的二元对立中。这种制度性歧视极大地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家庭角色认知的分歧同样尖锐。在家庭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积习，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根据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布的数据：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家庭，分别占到76.1%、67.5%和63.6%；女性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与此同时，女性在休息日的平均休闲时间（240分钟）也显著短于男性（297分钟）。一方面，社会在公共领域鼓励女性与男性平等竞争、贡献力量，但另一方面，却鲜少鼓励男性参与家庭事务，由此一来，反而造成了更多的不平等。承担了过重且未被充分认可的家庭责任的女性，在平衡工作与家庭时步履维艰，加剧了对婚育的恐惧。

面对年轻人“不敢婚”“不敢生”的现实困境，构建新型婚育文化正是精准破题之策：一方面，探索创新婚俗改革，降低婚姻的经济门槛，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另一方面，倡导夫妻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从政策、资源、服务等多维度为婚育“减负”，让步入婚姻、孕育新生命成为更具吸引力的人生选择。

婚俗改革

从“面子工程”到“情感仪式”的回归

甘肃省在治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上，探索出了一条“硬约束+软引导”的双轨路径。由县级党委、政府牵头，根据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风俗习惯，科学制定并动态调整彩礼的倡导性标准。同时，大力倡导和弘扬“零彩礼”“低彩礼”新风。甘肃已有多地因地制宜形成特色方案：永登县在全县200个行政村普遍建立红白理事会，通过村规民约取消大操大办宴席，倡导抵制高额彩礼；清水县陇东镇创新推出“硬十条”规定和“红黑榜”公示制度，以“硬约束”刹住歪风，辅以宣传教育的“软引导”，让低彩礼、简办婚成为村民自觉追求的新风尚。

更深层次的探索在于破解彩礼背后的结构性动因。福建省三明市将抵制高额彩礼与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相结合，推出“养老保障+”等替代性产品和服务，尝试从根源上消解部分家庭将彩礼视为“女儿养老保障金”的无奈选择，为婚俗改革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福建省南平市深挖当地文化资源，将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朱子婚礼”中轻彩礼重家礼、重礼仪轻排场的思想精髓进行创新性发展，对婚礼仪式进行精简和改良，融入新型婚育文化宣传，让新人及大众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重情轻物”的新型婚姻价值观。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为婚俗改革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和情感认同。

无论是彩礼还是婚礼或是其他婚庆形式，人们总希望通过仪式感来承载特殊日子里的美好记忆。但仪式感从来不是“面子工程”的代名词，更无需通过铺张浪费来营造——浙江省义乌市便以创新实践证明，简约与浪漫可以兼得。

浙江省义乌市以打造最美婚姻登记中心，作为推动婚俗改革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市婚姻登记中心除了“领证”服务，还精心布置颁证场景，并推出多元化服务。例如，招募了一批浙江好人、道德模范、最美家庭代表、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金婚和钻石婚离休干部等特邀颁证师，针对不同节日为新人“定制”特色颁证仪式。无形之中，回应了市民对仪式感的需求。

这些婚俗改革实践打破了婚仪与物质的捆绑，既卸下了新人肩头的经济重担，让婚姻回归纯粹的情感联结，又通过创新形式赋予仪式感新的内涵，重塑了婚姻缔结的价值内核，成为培育新型婚育文化的生动范本。

责任共担

打破孤岛，构建育儿支持共同体

在浙江省宁波市，一场重塑家庭责任模式的“新型婚育文化”实践正广泛开展，通过“企鹅爸爸”这一创新品牌，逐步打造出可推广可复制的社会婚育服务样板。这些“企鹅爸爸”化身家庭责任的践行者，通过亲子互动、育儿知识分享等丰富多样的志愿活动，打破传统育儿角色壁垒，以实际行动诠释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的新内涵。

在宁波市计生协的统筹下，一场重塑家庭责任模式的“新型婚育文化”实践正广泛开展。镇海区计生协以“友伴·新晨邻里中心”为主要阵地开展亲子研学；北仑区小港街道长山社区计生协围绕“超级老爸”主题增进父子互动；鄞州区中河街道东城社区计生协创新打造“爸爸主理人”团队，构建亲子文化社区；宁海县计生协依托普惠托育园爸爸课堂，让亲子关系在自然中升温。

政府在推动育儿责任共担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提升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水平，正是政府共担育儿责任的重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计生协启动的全国托育服务质量提升行动（2025—2027年），锚定提升托育服务质量这一核心目标，致力于让托育服务更安全、更规范，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托育服务的迫切需求。贵州省自2022年引导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试点托育服务，如铜仁市妇幼保健院依托医疗资源优势，组建专业团队，在提供生活照护的同时，融入健康检查、疾病预防等医疗保障服务，推动“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升级；深圳市连续3年将托育服务纳入民生实事，打造“15分钟托育服务圈”，截至2025年4月，全市托育机构超2000家、托位超9万个，实现多数区域家长步行15分钟即可便捷托娃；北京市在省级层面率先明确普惠托育价格与补贴标准，对普惠机构发放生均补助及租金补贴，构建起以公办幼儿园托班为主体、多形式供给为补充的多层次体系，目前托位总数突破6.7万个，其中普惠托位占比近50%。

从国家政策引领到地方创新实践，我国正逐步构建起覆盖更广、专业性更强、普惠性更突出的托育服务网络，为家庭（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和母亲）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是破解“带娃难”、释放生育潜能的基础性关键举措。

当婚姻挣脱“彩礼”的明码标价，回归爱的本质；当育儿告别“妈妈一个人的战争”，当父亲的角色从“经济支柱”拓展为“育儿同盟”，当社会为家庭提供坚实的托底支持……这些深刻的转变，正是对“惟情性之至好”“实人伦之端始”这一千年婚育智慧的生动当代诠释。唯此，新型婚育文化方能真正落地生根，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