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军

在我搬进宽敞明亮的楼房的那年春节前夕,朋友来贺喜送我一副裱好的十字绣《八骏图》,画面栩栩如生,八匹狂啸奔腾的骏马呼之欲出,我甚是喜欢,便把它挂在客厅。寂寞雪白的墙壁瞬间变得灵动而富有朝气,与记忆深处斑驳的墙壁年画猝然相逢,心底充溢着幸福与甜蜜,也有一丝丝历经沧桑的苦涩……

清晰地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朝东面的黄土墙上总是端正贴着毛主席的标准像。他老人家慈祥地看着我们全家出出进进的身影。在“文革”期间,由于父亲是连队指导员,把政治风气也带到家庭中。我们一家人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红本本”(毛主席语录本),站在毛主席像前信徒般地给毛主席虔诚早请示,晚上还要站在画像前晚汇报,目的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这样持续了好些日子,我们全家把这个仪式庄重地进行着。

在“文革”前,每到年关,连队家家户户都会到10公里外的团场买来年画贴在墙上,装扮房间,讨个吉利,给新的一年一个好心情好期盼。母亲也不例外,和别的女职工说说笑笑结伴同行,一起去团部门市部精心挑选买回几张“招财进室”“年年有余”,或是因有着一双大眼睛的漂亮女娃娃抱着鲤鱼等色彩斑斓充满吉祥气息的年画,为节日的家庭增添喜庆,也寄予了我们全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时连队房屋都是地窝子或干打垒房,只能遮遮风雨,挡挡风寒,墙面斑驳不平,居住条件相当简陋。过年前,母亲总会千方百计找来些白灰把家里的墙壁粉刷一新。此时,我总会在旁边兴高采烈地忙前忙后打着下手,搞得身上白点斑斑。母亲也没有责怪,望着我的“小花脸”不时地笑笑,嗔怪几句。

刷完墙壁后,低矮的房间顿时显得明净宽敞有生气起来,随后,母亲会用自己制的糨糊,在偏墙上粘贴买回的年画,叫我在一旁看年画贴得端正不端正。

每到这时,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又可以帮助母亲打扮我们的家了。全家人能坐在焕然一新的房间里快快乐乐地过年了。看到装饰一新的家,我心里也乐开了花。

“文革”开始后,墙壁的年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的标准像还照旧贴着,不过换了模样,五花八门,眼花缭乱。有毛主席戴红卫兵袖标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激情狂热的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的；有毛主席去安源的；或是工农兵握着拳头怒发冲冠高喊“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口号的画等等,占据了我家的墙面。其他那些祥和漂亮的年画成了“封、资、修”,被扫地出门,让人感觉家里也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氛,变得不和谐起来。不谙时政的我有时望着墙壁上的毛主席像想,毛主席天天在我家,好幸福!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给予人们美好祝愿的习俗又回到民间。五彩缤纷吉祥如意的年画又出现在千家万户的墙壁上。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我成家立业了。干净平整的砖瓦房墙壁上挂上了美女、山水、鸟语花香的精美挂历,便有了另一种靓丽的风景。我会在挂历上标注一年中家里最重要的几个日子。有孩子后,母亲帮我带孩子期间,墙上又多了儿童的启蒙画。这边是讲拼音字母的图,那边有动物的数字图,可谓另有一番洞天。恰好的点缀与装饰,让我在光阴的影子里找到了当年的温馨和幸福。

年画随着岁月在墙壁上变换,记录了人们生活的轨迹和变迁,见证了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将最真实的墙上风景深刻于心里,纵然人世沧桑,它依然是我心灵深处最美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