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小军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七十一团可谓人丁兴旺。当时每个连队都办有学校,而四连学校是当时办得最好的,学生最多时有近四百名。虽说学校条件简陋,教室内地面坑洼不平,课桌椅咯吱作响,可整个校园里白杨挺拔,鸟语花香,书声琅琅,一派生机。刚恢复高考时,四连学校考出了好几个中专生,吃上了商品粮,成了国家干部,轰动了整个连队。

父亲对我期望很高,得知我没有考上高中,他很难过,说:“那就劳动吧,好好劳动一样饿不死人。”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连队支农队。

夏收时节,连队的麦场上歌声嘹亮,人声鼎沸。我头顶骄阳,赤脚站在晒得烫人的麦堆上,抡着十多斤重的大方锨与队友们汗流浃背地装麻包,一天要装三四百个。往团部送粮的141大卡车挂着拖斗来回跑个不停,开车的司机个个牛气十足。车一停,我和队友们光着膀子、喊着号子,扛起一百多公斤重的麻包,踩着木板一步一步地往大卡车上装粮。豆大的汗珠滴落跳板,我好几次被散落在跳板间的麦粒滑倒,咬着牙爬起来又干,最多的一天装了十几车,直到日落西山。一天下来,我累得好似虚脱了一样,不少队友打起了退堂鼓。母亲和父亲看着又黑又瘦的我十分心疼,劝我别干了,可我咬牙坚持了下来。一个夏天下来,我的身子骨不仅壮实了许多,还挣了好几百块钱,这在当时可是好大的一笔收入。

如果说夏收酷热难耐,那秋收的虎口夺粮就是伴着寒雪劳作。记得那些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刚进十月就寒气袭人。连队一万多亩地,玉米就种有七八千亩,一望无际的条田里堆满了一堆堆等待拉回麦场的玉米棒子。每天天刚蒙蒙亮,连队大喇叭就响起了连长呼喊上工的号令。听到号令,我费劲地睁开眼睛,穿上棉衣,一路小跑到连队俱乐部门前,在纷乱的人群中找到去条田拉粮的拖拉机,跳进车斗里,在坑坑洼洼的机耕道上,在连队阿姨们的大呼小叫中向着条田奔驰。

到了条田,我们两人一组轮流站在车斗上把几百条麻袋均匀地分配到每个玉米堆上。装车时,我脚踩着地里厚厚的寒霜,在泥泞的玉米秸秆行间,在拖拉机不紧不慢的行驶中,小跑着把一袋袋装好的玉米用力甩上车。连队麦场上用玉米秸秆搭起的二十多个垛子有四五十米长、十多米高,是连队一年的收获。那时,我和队友们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收工,回到家时手脚冻得通红,手上满是撕裂的血口子,一见水就钻心的疼。

后来,同学们一个个考上大学,我也重新拿起了书本,走进了农广校的校门,在田间、麦场劳动间隙,我就拿出书本学习。看到我这么上进,父亲打心里高兴,下班再忙再累,也要炒上一盘我爱吃的菜,等着我回家,无言地鼓励着我。在他的支持下,我先后自学完高中和部分大学的语文课程,还拿起了笔写文章。时任团教育科科长的杨锡庆老先生听说我边劳动边学习的事情后,特意找我谈心,还根据政策免除了我当年30个义务工的任务,让我专心学习,直到我毕业。团宣传科的郭老师对我也很关心。他是一位转业军人,身上透着一股干练,在部队、团场写出了一篇篇令人称赞的好文章。得知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反映团场火热生活的豆腐块文章,郭老师很高兴,捎信让我到宣传科去一趟,说是帮我改改稿。收到他的来信,我激动得一夜难眠,第二天一大早就怀着忐忑的心情来找他。没想到,一见面,郭老师就紧紧握着我的双手,让我感觉十分温暖。此后,郭老师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每一篇稿件。每次收到修改稿,看到上面他用红笔纠正稿件中的错别字和病句,或者在他认为写得好的段落或词句下用红笔划出一道漂亮的波浪线,还会用书法字体写下简短的评语,每每回忆起这些都让我感动不已。郭老师还经常送给我一些《新闻与写作》《收获》《十月》等书刊,鼓励我多读书、多写作。那时候,我们这些连队青年能阅读到的书籍很少,这些书就像一顿顿“文化大餐”,深深地滋养了我,我常常半夜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从书中,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那懵懂稚嫩的心,也随着书中的故事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南方来到北国,从贫穷走向繁华……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一步步成长起来,从连队走到团场,从团场走到城市,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团场,以及这里的人们对我的关心帮助。我时常回忆起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四十多年岁月,有苦有甜,也有一些磨难,但更多是让我常怀一棵感恩的心去努力工作学习,让我的胸怀如巩乃斯河的河水一样,一路奔腾迎着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