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韬

小时候节日很少,掐着指头就可以数过来,大人忙忙碌碌地上班,小孩子按部就班地上学,大家都盼望着星期天的到来,能好好休息,睡一个懒觉。

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第二年的三月,我们照例背着书包上学。学校离家很远,步行近一个小时。

天刚蒙蒙亮,四周一片浓雾,一帮娃子在巷子里摸索穿行,时不时还要提防各家院子里大大小小的狗出来狂吠。应对的法子也很简单,身子猛然往下一蹲,甭管那狗有多么凶恶,一个动作就把它吓跑了。

“明天是个好日子,你们知道吗?”说话的是三年级的顾永红,她神秘兮兮地瞟了大伙儿一眼。

“谁不知道啊,明天是‘三八’妇女节。”这是二年级的戴亚立。

“只是不知道明天放不放假?”不知道谁小声嘟囔。

“肯定放啊,这还用问。”冉英姐姐肯定地答。她上四年级了,这群孩子里数她最大最懂事儿。

这是我遇见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三八”妇女节。当时我还小,只有六岁,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节。我仰头问冉英:“姐姐,我明天也能过节吗?”

“能啊,囡囡,所有的女人都过节,你也是女人啊。”她一边说一边把我脖子里的围巾扎紧。

这是我性别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从此我知道,除了儿童之外,我还有另一个属性——妇女。原来在小我之上还有一个大我。

我默默期待第二天早一点到来。天不亮我就醒了,拥被而卧,透过窗户看着外面黑黢黢的天色,今天我就要过节了!学校包场看电影,是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听顾永红说,卖花的那位姑娘好苦好凄惨,从头到尾都是泪点,估计3条手帕都不够用。可惜我只有一条手帕,昨晚洗干净挂在火墙上,这会儿也该干了。

闹铃响了,天已经露出鱼肚白。我赶紧起床,胡乱地扎起头发。妈妈走过来重新打散我的头发说:“辫子要打紧,松松垮垮地像个猪尾巴。”我噗嗤笑出了声,哥哥朝我扮了一个鬼脸。妈妈又把两只红发卡别在我的耳畔,把昨晚才赶制出来的红色条绒对襟衫让我穿上,一边穿一边说:“富养女子穷养儿,女儿身是最尊贵的。”

一会儿饭菜上了桌,一碗包谷面糊糊,一碟酸白菜,几块发糕。哥哥已经坐下吃了,我刚拿起筷子,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煮鸡蛋递给我。我说:“妈妈,今天你也过节,你也吃啊。”她抹抹嘴角说:“吃了,吃了,赶紧的,别让冉英姐姐等你。”说完就准备出门,我急忙问:“妈妈,你这是干啥去?”

“淘厕所,单位领导说了,马上就开春了,地里缺肥,平时也没有囫囵时间,正好趁着‘三八’妇女节,组织要考验考验我们。”妈走了,不一会儿冉英姐姐来了。我跟在她身后,其他女孩也都跟着一起走。今天大伙儿都没有背书包,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变化,就数我最红最扎眼,顾永红显然被嫉妒攫住,半晌都不理会我。

不知什么时候,男同学也跑过来,朝我们起哄,其中一个调皮鬼还冲顾永红扮鬼脸伸舌头,怪声怪气地说:“‘三八’妇女节,气死女同学!”说完就跑开了,女孩们听后哄堂大笑,顾永红气得说:“不许你们看电影,这是学校给我们女生包场的。”女孩们齐声喊:“‘三八’妇女节,气死男同学……”

电影院很远,男生在前面引路,女生跟在后面,沿着山坡和巷陌迤逦而行。当我们快走到电厂大门的岔路口时,男同学高义连蹦带跳地跑过来说:“快过来看呀,这里有棵橡树,‘橡树十万火急’,长了一万年了,谁过来摸一摸就会长命百岁。”女孩们听了全笑起来,连声说:“吹牛皮,吹牛皮!”说归说,大伙儿真的走过去,轻轻地抚摸着嶙峋沧桑的树干,有人张开双臂拥抱树身。我迈着步子沿树走了一圈,整整十四步,我惊呼“真厉害,十四步呢!”孩子们见状也学着我的样子步测树围。

这时不知是谁发现树冠上挂了一只大风筝。大家仰头看,果然,一只蝴蝶风筝在风中轻轻摇曳。高义二话不说,脱下黑胶鞋像猴子一样“蹭蹭蹭”几下子就蹿到十几米高的树冠上,再用一根树枝把风筝挑下来,孩子们发出一阵欢呼。

树上的一大群老鸹实在禁不住骚扰,像是溃败的逃兵飞走了,临走之前还不忘噼里啪啦地落下乳白色的粪便,孩子们顿时作鸟兽散。

高义把风筝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对我说:“囡囡,你最小,这个给你,这是我给你的‘三八’节礼物。”我欣喜地接过风筝说:“是个花蝴蝶,真好看啊!”顾永红朝我撇撇嘴:“有什么好看的,只不过是别人放晦气的玩意儿。”冉英姐姐嗔她:“乌鸦不是都飞走了吗,怎么还剩一张乌鸦嘴没有一起带走。”然后安慰我说:“囡囡,下午我带你放风筝,馋死她。”

电影开演了,前面都是新闻简报,我看不懂,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直到电影散场。戴亚立摇晃我的肩膀喊:“囡囡,快醒醒,散场了。”我揉揉眼睛四下看看,人们正陆续往外走,我打着哈欠,拎上风筝也跟着人群往外走。

出了大门,冉英姐姐问我:“囡囡,电影好看不?”我沮丧地说:“我睡着了,忘了哭了,手帕也没有用上。”我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只听得她们放声大笑,顾永红都笑岔气了。

吃完晚饭,孩子们又撒着欢跑出来,汇聚到大院子中间的广场上。这是一块水泥地坪,一头是篮球场,另一头是一排粮食库房、一排榨油坊,把这块地坪妥妥地围了起来。开口这一端朝向南方,西风北风都刮不进来,日头可以晒上一整天。暖洋洋的太阳把一个早春三月照耀得生机盎然。

粮食库房一头有一个硕大的脱粒机,一个木制的梯形槽子从高大的库房上头伸向脱粒机入口。脱粒机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的。高义第一个从上面滑下来,此后,这个槽子就成了孩子们的“滑滑梯”。每天晚饭后,孩子们就聚拢到这里,鱼贯进入库房,像下饺子一样从槽子里面滑到脱粒机的漏斗处,这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游戏。

水泥场上主要是用来晒粮食,有时也会晒酒糟子。我们就在粮食堆上翻跟头,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有时候天气冷,我们就会脱掉鞋子赤脚踩在酒糟子里面取暖,弄得满身都是酒曲子味儿。

三月的晒场空荡荡的,既没有粮食也没有酒糟子。女孩子分成几拨,踢毽子、扔沙包、跳橡皮筋,男孩子就满场子地滚铁环,哗啦啦地响。高义最会玩,他把油库跟前的空油桶滚出来,站在上面用脚踩着滚油桶。空油桶轧在水泥地面发出刺耳的噪音,像是一辆坦克横冲直闯,一些调皮的男孩子也跟着闹腾,吓得女孩子们避之不及。

我掂着风筝站在场外看热闹,高义把油桶滚到我跟前,一步蹦了下来,眼睛亮晶晶的:“囡囡,你想放风筝吗!”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疙瘩鞋底绳,他看了看说线不够长,让我等着,跑回家不一会儿就拿了一卷子尼龙丝线给我:“这是织渔网用的,结实还轻巧,放风筝最好,你拿着。”冉英姐姐骑着一辆自行车,单腿插进三角杠里面,风一样地骑过来,“叽扭”一个急刹车,停在我面前:“囡囡,咱们一起去。”一大群孩子呼啦啦地跟着我们往山冈跑。

站在山冈上,四周的景色尽收眼底,晴空万里,阳光照在凹处的残雪上,强烈的反光直刺人眼。

冉英姐姐让我把风筝举过头顶,她后退着慢慢放线。这时,一阵风儿刮过来,她大声说:“放!”我手一撒,风筝呼啦蹿了起来,呼呼噜噜地升上天空,像一只硕大的彩色蝴蝶迎风飞翔。

冉英姐姐把线轱辘交到我手上,那风筝一个劲儿地往上蹿,线上的力道越来越大,拖着我往前跑,高义跑过来帮我拽着,最后我们把绳子拴在一棵树干上,仰着头看着它飞了很久很久。

这是那一年放飞的第一只风筝,它飘扬在伊犁河的上空,也飘扬在我的梦中。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忘记手中的那根尼龙丝线,顺着那根线就可以看见一只硕大无比的彩色蝴蝶在春风浩荡中扶摇而上,在我第一个“三八”妇女节的蓝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