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在师医院，爸爸的直肠癌可能转移到肺上了，我们现在医院做检查……”

五年前父亲被确诊为直肠癌行造瘘手术后，父亲的生命从未知数变成了已知数。从此，癌细胞就像埋在身边的炸弹。

而父亲手术并经过六次化疗后，竟然健康地生活着，门前的大片自留地和一日三餐饭全是父亲操持。五年过去了，家人似乎也忘记了这个魔咒，放松了警惕。姐姐的电话并不让我十分意外，却也揪心地撕扯着我。

周六我立即赶往师医院，父亲住在内四科－肿瘤及血液病治疗专科。

从赫然写着“肿瘤”二字的标识牌下走过，我的心底不禁发怵，浮想起四年前给厂里一位临时工送捐款的情景：

四年前，来厂打工一年多的一位临时工也是患了恶性肿瘤在师医院住院，迅速恶化的病情让他几近弥留期。在医院护士站，我咨询他所住的病房，当我告诉护士他所患疾病时，那位漂亮的女护士明媚的笑容立即僵在脸上，快速地用手指了一下仓促地说:“从这转过去，一楼。”仿佛我不是个健康人，而是一个阴魂不散的幽灵，只想快些打发我走。

再次走进内四科，“肿瘤”二字就像五年前医生从手术室拿出的连带着肛门的父亲的直肠，医生剪开直肠露出的黑色硬块，魔鬼般狰狞着。

伏天里，一楼的内四科却有些阴森蓡人，所有的病房都住满了人。父亲的病室里住着两位肺癌晚期患者。中间的那位才刚六十岁，得肺癌已经有四年了，据说一叶肺已经全烂了，他的爱人陪着他乌鲁木齐、石河子已经住了很多回医院了，病痛和多次的化疗折磨得他干瘦而虚弱，大部分时间蜷在床上。精神好些时，也会弓着腰坐在床上。出门要爱人用推椅推，而他晚上的剧烈咳嗽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全身的气力似乎全用在这会儿了，我常常担忧哪一声咳嗽会咳爆了他的肺。

“还是住在医院里好！”有力气说话时他也有兴趣聊聊边境团场六十二团的事。只有在聊这些事情时，才让我觉得他只是一个普通患者。

“我走后钱都是她的。”这样的话题已然不容回避，他说得也很是坦然。

“昨晚做梦你又……，哦，是给你添寿。”

“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毒，整个环境都有毒，谁都无法逃避，全国人民都赌命。”

“我又瘦了，才刚刚五十公斤。”

女人在说这些时轻言细语。他们就这样平静而淡定地交谈着严肃而沉重的话题。

靠墙的那位患者七十多岁了，一个平静而安详的老头，除了声音嘶哑外，全天都很少说话，倒是安静不扰人。老伴也年近七十，饱满的圆脸仍然挂着灿烂的笑容，只是头发几乎全白了。老伴是个性格脾气很好的老阿姨，在她那儿，他不是个病人，而是个任性的小孩。晚上他粗暴地喊她起来要起夜，早晨她为他洗脸换上干净的衣服，再一口一口地喂他吃饭，打完点滴的下午，她推他静静地坐在院内树下乘凉。自打他去年摔断了大腿骨又因为糖尿病不能手术，生活就需要她来全部料理。而她做这一切不仅毫无怨言，脸上始终挂着和蔼的笑容。在他们身上，我丝毫看不到走在生命最后一程的病人及家属应有的愁绪。

“你们都先出去坐一会，我要给他灌肠，臭得很。”他一周进食正常却没有大便，她准备好了工具。她说：“我怕护士做不好，搞得到处都是，我已经有经验了。”他长期便秘，她就自己在医院买了导管和肛管，在家里，在医院里都是她为他做这一切。为了陪他住院，他们专程从长期居住的内地又搬回了伊宁市，白天回去做饭，中午赶过来，没事可做的时候，她会笑着和我聊聊认识的我的公公婆婆，年近七十的人，声音却始终甜甜脆脆。

“我要走了，你妈她身体也不好，她要能挺半年也就过去了。”

“你哥下班太晚了，他能不能吃上饭？”

周六周日医院不做检查，带着父亲在西公园、开发区各处走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父亲忧虑病情，说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事。

“我以后钻烟囱！”

“我以后也钻烟囱！”

吃饭时，医院食堂里遇到那位一个团场的大嗓门老阿姨，父亲和她相互打趣。

周一做完CT加强扫描后，医生嘱咐下午六点拿片。一个令人焦急的时刻，我等不急了，决定四点半先去CT室看一下，片子和诊断结果都出来了，尽管多次做好了思想准备：结果不容乐观。但拿到诊断报告的那一瞬间，我仍然颤抖。黑乎乎的片子上排布的肺叶图真实地记录着癌肿的方位、大小，让人心生绝望。“不排外直肠癌转移”几个字戳痛了我的心。复印完诊断报告后，心里想着如何瞒过也在焦急等待结果的父亲。

“拿到片子了么？”

“哦，拿到了，给医生了。”

“有没有事？”

“没事。”

“我说么，怎么会每个人都是这样。”

五年前一起做手术的病友，一年前因肺癌转移现已卧床不起，父亲常常关心他，同病相怜。

父亲的心情一下轻松了，我也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

“阿姨，这病什么治疗方案好些？”

复印诊断报告时遇到22床家属，我有病乱投医地讨教起来。

“有什么好办法？唉，我也不知道。你看，我们也不懂，四年前他就检查出来这个病，前两年也没治，就是看到身边这样的病人，得一个死一个，这两年开始治，也就是化疗。这不，我们才从石河子看病回来，一针一万多，副作用最小的那种，就这，他都抗不住了，我们这是到师医院来调理一下。”

说着她的眼睛有些湿润了，我也不忍再问下去。

同室的病友都出院了，对于这种病，出院并不意味着病情好转，而只是一个疗程的结束。甚至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有入院的机会。

病房里又住进两位新病友，巧了，和父亲一样的年纪，一样的四川人，一样的转业军人，甚至可能是同一个车皮拉进新疆的，一样的要做胸部CT加强扫描。父亲一下觉得亲近了许多。

“没的事！没的事！！”23床家属操着四川方言大声地和亲属打着电话。

“儿子在四川工地上开塔吊，辛苦得很，晚上好晚还没下班，又是高空作业，很危险，我没告诉他。”23床大概也是猜到了自己的病情，却仍然安慰着亲人。

“今年三月，团里人要做体检，车上多了一个位置，他们就喊我去，我想去就去，没想到一透视，发现肺上有个小鸡蛋大小的阴影，团里就开了转院证叫我到师里做个CT，一做就说是肺癌。我不怕，我也想通了，我不做手术，也不化疗，我用的是中药。这不上次三个月复查，没长大，也没缩小，我这次是再来复查的。”22床虽说是癌症患者，但说话仍然中气十足，看着全然没有精神压力。

“我都要回去了，你哥不用来了。”办完出院手续，父亲就一直寻问我坐几点的车回去。

父亲仍然盼望着出院赶在立秋前种下萝卜。我则思忖着如何告诉父亲去乌市看病。

“爸，咱们先不急着回家，先到乌鲁木齐去做一种提高免疫力的治疗，防止转移。”

“啊，还要去乌鲁木齐呀？你妈要知道我的病还要去乌鲁木齐才能治，她会担心。”得知还要去上级医院，一辈子都不愿给人添麻烦的父亲竟然像做错事了一样自责。

转到上级医院，同住的是一位脑瘤患者，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因为肿瘤压迫神经，他的一只脚够不着地，一只手举不到头顶，出行是他九岁女儿推进推出。虽说命运不济，但女儿却很乖巧机灵。我们一进病房，她就替我们张罗：“这是挂毛巾的地方，这是我们家的东西，你的东西可以放那边，24小时有热水。打开水在楼东头。吃饭在5楼，一楼有小超市。”

给父亲打饭，推着父亲找医生，长期照顾父亲，他女儿对这里早已是轻车熟路，没事可做的时候，她一个人趴在床头柜上做作业。有她在，做生意的母亲可以安心在家挣钱。

“去年十一月份，我得的恶性脑瘤做了手术，今年恶性转良性，我又做了伽玛刀补刀。”脑部海绵体肿瘤让他吐字不清，找不到他两只眼的聚焦点，突如其来的疾病把山一样健硕的男人打倒。

“我爸爸没得病的时候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我爸爸是木工，他的技术可好了。”

女儿对他父亲的疾病并不在意，年幼孩子身上的稚气和阳光扫尽病房的阴霾。

掐指算来，在医院待了八天，八天里零距离接触了那些极普通的走在生命最后一程的人们：他们或从容淡定，或沉重惶惑，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仍然努力寻求生的希望，和自己抗争，和命运赛跑。他们在繁华落尽时，在生命皈依处，没有人陪伴，独自平静地面对人生这段最惨淡的路程。（刘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