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小雪时节，窗外鲜见雪的痕迹，凋零的树叶还未来得及清扫，寂静地躺在尚且绿着的草坪上，杨树、柳树、馒头榆挂着些许不肯离枝的树叶，黄叶、白雪就这样不甘寂寞、零零落落地共存于草坪之上。入冬以来的几场雪，没来得及　笼盖四野，便消弥于无形，只在远山山脊上存留下来，昭示着冬季的来临。屋内的暖气很好，朔北常年的人类活动，把严寒阻隔在了记忆深处。

近几年的暖冬，雪，这个冬季的精灵已不再常见，而暖气也让冬天变得好过，北疆多少有点江南四季如春的意味了。记不清有多久没有炉火的陪伴，就像忘却彻骨的寒冷。夜深人静时那一膛炉火总是穿越记忆的隧道温暖着一冬的记忆。

没有暖气的时代，炉子是最生根的家什，一入冬，家家户户就忙着砌灶、打火墙或修补炉子，即要省煤又要烧得旺，才是好炉子，没有一个好炉子是难以与新疆的冬天抗衡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塞北的冬天奇冷，零下二三十度不稀奇，数九寒天甚至出现过零下四十度，“三九四九冻死老狗”，一点也不夸张。西北风裹挟着冻得干干爽爽的白雪刀割般地划着脸，厚实的棉衣、棉裤、棉鞋，抵挡不了猎猎罡风，风从衣领、裤管、袖口钻进来，把周身吹得透凉，路上的行人冻得鼻头两腮通红，搓手跺脚，上下牙咬得喀嚓作响，尽管一路哆啰，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只要到家了就会好的，再坚持一会儿。从凛冽的寒风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脱了鞋伸出两手坐在火炉前烤着，炉膛里跳动的火焰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刀剑，吓退了严寒的肆虐，拔掉了扎进肌肤里的根根“小刺”。有了炉火纵然天寒地冻也不怕。

火炉的烟道与火墙相通，火墙上总是搭着新洗过的衣物以及被雪浸湿的鞋袜。偶或放着母亲正在酿制米酒的面盆。

炉子不仅是全家人的温暖，也是烹制美食的工具。炒菜、焖米饭、烧开水，样样都离不开它，从早到晚那灶台上总不闲着。做好饭后，热壶水，或烧开了灌入暖水瓶，或烧热洗漱用。推开门进屋，首先听到的就是那壶水的吟唱，从低回婉转，到高亢激昂，声调时高时低，时断时续，一路从从容容地唱下来，直到水花翻滚，白色的水蒸气袅袅升腾。

做饭时，添一铲煤，坐上锅的同时，炉膛里塞上几枚土豆，饭做好了，拿出来，有时被大火烧得黑乎乎的，结层厚厚的“铠甲”，撂在地上，咧开“嘴”，露出白花花的“肚肠”，就用勺子舀着吃，面面的沙沙的，就着白糖，就是最美的零食了。有时火候掌握得好，皮酥里嫩，掰开来，热气腾腾，喷喷地香，姐弟几个抢着吃。

不做饭了，封上炉盖，烤瓜子，烤花生，烤黄豆、碗豆，姐弟仨大显身手，边烤边嗑，常常是没等烤熟就先吃完了。

体弱多病的我冬天常常被父母锁在家里，烤洋芋片儿来打发时光。把洋芋切成薄片，放在炉盖上烤，烤得两面金黄，冒出一丝丝香气，让人直咽口水，味道颇似现在的薯片。

每天临睡前，父亲总要勾开炉盖，倒入一大铣煤炭，火苗窜起，在炉里腾腾地跳跃，透明的嫣红的火苗，带着暗蓝色和金色的影子，活泼欢快地舞动着，噼啪地作响，温暖立刻撵走严寒。

家里第一个起床的是父亲，父亲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透炉子、加火。一晚上的燃烧，炉里的火将熄，屋内温度降了许多，我不知什么时候把头缩进被窝里，脑袋每天早晨都是从蒙着的被窝里伸出来，然后把瑟缩揉皱的身体舒展开来。父亲也总是笑着重复那句“冷不冷？”。

一个冬天，父亲从未让炉子熄灭，火总是旺旺的，一些黑黑的炭块油性极大，在投进火炉时发出滋滋啦啦的响声，不多时便燃烧成了火红火红的炭火，冒着淡蓝色的火苗。

没有电视，没有沙发，那个火炉就是家的中心，不管屋内怎样暖和，却仍然要冲那炉子去。吃罢晚饭，大人们就着火光纳鞋底，唠嗑。孩子们或围坐在火炉前听故事，或边嗑瓜子边打嘴巴仗，数落着彼此的不是。

虽然许多年过去了，但那温暖火光里闪烁着的亲人的笑脸和着炉盖上掉下的饭渣被烤出的香味总在记忆里穿梭。（刘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