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西域，乌孙山下，与哈萨克斯坦隔着一条河。

这儿曾是乌孙王纵马扬鞭的草原，我时常想，乌孙王猎骄靡一定曾经过我家屋后的草原，他目光如电，追逐欢跑的鹿狍或自大的匈奴人。马蹄过处，腾起烟尘。思想所及处，我的视野里也常常腾起细细的烟尘，我追逐的是生命历程中那些最深的触动……

关于我

我的出生从未被父母特意提及，我不知道我出生那天的任何情形，包括天气这种最简单的事。父亲说我来自一棵大树，当然，大树位于何处，也未详细记录。于是，我的出生地只能模糊地记录为西域，随便哪棵树下。

母亲很少提及她的任何一次生育经历，大约生育在她只是一次次痛苦的轮回。母亲最后一次生育时，我已经三岁了。那天，场面混乱，母亲盖着棉被，躺在门板上，头上包着灰暗的格子头巾，被抬上一辆咚咚作响的拖拉机。我和妹妹被囿在邻家一间屋子里，透过窗户，我看见母亲苍白的嘴唇，紧闭的双目。

我就此开始那个年龄孩子少有的幽闭与敏感，拉麦种的车究竟把我母亲拉去了哪里？是不是和麦种去了同样的地方？我不敢去田野，那些绿油油的庄稼，每晚都在我的骨缝和手指里滋滋生长。没过几天，我们吃上了父亲带回家的油条。油条早已不新鲜了，可回锅重新蒸过后，却有如此美妙的口感。父亲在饭桌上简短地提到母亲，原来，母亲住院了。又过了很久，父亲搀扶着母亲，出现在家门前的小路上。我们问，弟弟呢？因为有人说，母亲会抱回一个小弟弟。父亲叱道，一天到晚念灶王经，小弟弟扔到特克斯河里了。父亲的回答，对我不啻是一记恐怖的惊雷。我想，原来，小孩子是可以从树下像蘑菇一样捡回，也可以像树叶那样被丢进水里的。我不敢与父亲对视，就像凡人不敢对视天神。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难产中夭亡的婴儿也是个女孩，这或许能解释父亲的愤怒，他已经有六个女孩了，他强烈渴望一个男孩，一个真正的子嗣降临人间；也或者，他认为这种事是不该被孩子过问的。

我的大部分童年远离父亲，后来，即便回到父亲身边，我也尽量避开他。我有我的乐趣，我爱书，极爱。我得到的第一本书是《丁丁写日记》，两毛八一本。二姐因为这两毛八，挨了父亲一顿训斥。那是二姐用第一份工资为我买的书。我抱着书，生怕父亲一怒之下会抢去。可不久后，父亲居然为我征订了全年的《少年文艺》。我有些惶恐，不知道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我避免与父亲对视，但我时常独自端详挂在墙上的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父亲年轻时看上去很和气。一身戎装，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眼睛因微笑略略弯曲，光洁的额头，坚毅的下巴，一派儒将风度。事实上，父亲并不近视，大约只因为向往文化人的儒雅风度，才用了这个道具；父亲也并非儒雅之士，父亲出生农家，只念过几年书。所以，恐怕父亲对爱书的我产生了一丝假想，就像地上偶尔落了粒西瓜籽，在酷寒的昭苏居然萌芽了，于是便假想或许那细弱的藤蔓真的能结个大西瓜呢！

十四岁那年，我写了篇关于老山前线的报告文学，获了个全国征文二等奖。父亲很高兴，不仅买回了豆腐，猪肉，还顺带买了些花生糖。父亲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花生糖，放在八仙桌上，一共三十六枚，每人分得四粒，余下的四粒，父亲锁进五斗橱里。因我而来的喜事，竟没多分得几粒糖果，我颇有些愤懑。父亲却说，全家人一起分享小五的成绩，这一安逸就成了八份，眼神里满是孩童般精于计算的得意。但父亲少有这样的和颜悦色，也不是天天有一份安逸被分成八份。

于是，更多的时候，我和妹妹游荡在草原边缘、野鸟山或电影院里。那时，看一场电影只需一毛钱。当然我们连这一毛钱也是没有的，于是我和妹妹就偷偷拿家里的鸡蛋去门市里换，有时候没鸡蛋，我们干脆就捞母亲腌在坛子里的咸鸭蛋，去门市里换。有时候会有几毛钱，于是我们就用五分钱换一杯沙枣，剩下的钱，换小人书或看电影。分沙枣，是一个愉快的过程，沙枣放在我的上衣口袋里，然后由我取出一小把，你一粒我一粒地分完。再然后，我和妹妹坐在白杨树阴下，一面听着鸟儿如溪水般的鸣唱，一面将精致的小干果填进口中。

田野里开着各色野花，有野罂粟、蒲公英、豆扇花等等几十种，野罂粟，我们通常是不要的，因为在手里拿不了几分钟，花瓣就委顿了。而蒲公英却可以做成耳挂和各种首饰，雏菊可以直接插在衣扣里，一整天都精神饱满。我最喜欢的还是那种叫做野花生的植物开的花，蝶形花冠，芳香扑鼻，最要紧的是它藏在土里的心形、葫芦形的果实。挖出这些果实，顾不得手指上的泥，剥开小果实上坚韧的皮，里面就是甜滋滋的仁，咬在嘴里，那甜蜜的滋味，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关于母亲

我无法判定母亲的一生，母亲已经故去十四年了，在母亲离开的日子里，我经历了许多人世艰辛，但朋友给我的评价依旧是“展示着美与善良，仿佛世界很默契，人与人之间也显得那么单纯。”（亚楠《在心灵深处漫步——曾秀华的人与文》）是的，对我来说，人世如此美好，即使在别人眼里，它浑浊、复杂、不堪，但是，何妨做个简单的人，一切也都跟着简单起来。

母亲是个简单的人，她喜好热闹，喜欢玩纸牌。那些冬日的黄昏，圈中的牛羊在餍足中昏昏欲睡，晚饭的桌椅也已收拾妥当。母亲就会笑着说，来，我们打会儿牌吧。通常是一家人都上桌打，我们一家八口，吃饭刚巧一桌，打牌也刚巧一桌。大家欢欢喜喜的，通常桌边的窗台上已摆好了茶、瓜子或者炒得裂开嘴的蚕豆等零嘴。大家坐在一起，由于是打八家，或六家，所以总得强将弱将岔开坐的。父亲通常每回都会对母亲说，我不和你一家。因为母亲从不算牌，所以总出错牌。母亲通常笑着说，谁稀罕和你一家啊，你就从不出错牌么？但通常，父亲和母亲总是错开坐着，中间隔着六妹，所以父亲母亲总是在一家，输了牌，父亲通常会当场点出母亲某一轮牌该出什么，而不应出那张臭牌。母亲总会呵呵笑着，轻声辩解着，又给大家分零食吃，分散父亲的注意力。

六妹通常会在父亲和母亲中间作调停人，在下一轮游戏开始的时候，她会左看看父亲的牌，右看看母亲的牌，然后指导母亲出什么牌，父亲开始是默许这种作弊行为的。但通常，乖巧的六妹，实则是深入“敌人”内部了解敌情，到最后，不是父亲出错了牌，就是母亲出错了牌，这个时候，父亲往往会说，小家伙赖皮，不许再看妈妈的牌了。但到下一回，六妹又换了策略，偷看母亲一个人的牌，暗自扯母亲的衣襟，教母亲出牌。父亲有时便急了，大嚷，不许耍赖，再耍赖，就去给大家炒瓜子，或者先钻十下桌子。钻桌子是对输牌一方的惩罚，大人们在一起玩耍，每一轮牌结束的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撤离了凳子，单看那个输的人钻到桌子下面，再从另一边钻出来，钻桌子的人通常也是笑呵呵的，说，还是桌子下面凉快，还锻炼身体呢。可父亲和我们一起打牌时，是决不钻桌子的。于是每次都是六妹代母亲钻，而四姐或我代父亲钻。所以，四姐总把六妹盯得死死的，说六妹是叛徒，是拿“盒子枪”，而自诩自己这一边是“泥腿子”或者“红缨枪”，场面诙谐有趣，连窗外猛烈的冬风也渐渐走远了。两个年龄大一点的姐姐后面渐渐成了观战的，她们已经长大了，考虑着更多的事，她们尝试着掌握更多的女红技艺，满含羞涩的心情，谋划着未来的属于自己的家庭。她们坐在炉火边，一面绣着花或打着毛衣，一面静静往这边瞧，有时候也耐不住寂寞，放下手中的活玩一小会儿。

母亲喜欢助人，在她生活的圈子里是个出了名的能干贤慧从不惹事的好女人。母亲有作醪糟的好手艺，发出来的醪糟色泽微红，散发着清淡芬芳的酒香。于是每年过年，母亲就成了大忙人，通常是这家请了那家请。大家都希望新的一年有红红火火的希望，母亲就是这希望的缔造者。我的关于母亲的记忆多半是在冬季，而冬季的记忆一多半又被年占去。那种热闹的繁华，像某种含有隐喻意义的金属，别在我心灵之书的扉页，时时刺痛我的心，让我无力呼吸。母亲走后的第一个年的记忆，是惨淡忧伤的，没有人到家里来做客，雪下得比哪一年都大，我躺在雪地里，看着漫天雪花像劈空而下的黄土。那是1993年的春节，我总想知道，当母亲病中独坐幽篁满窗的寂寞时，心里在想什么。

1997年春季，我曾回到母亲去世的地方，她的故乡探访。一进入巴蜀之地的湿寒空气，我几乎就触摸到了母亲轻盈飞舞的灵魂。她如此寂寞，躺在陌生而熟悉的母土中。说陌生，是因为她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新疆度过；说熟悉，是因为这儿是她出生的地方，这儿有她青春的部分记忆。母亲去世时，外婆尚在。母亲去得突然，入殓时用的是外婆的棺木。一位本家婶娘还说：真是有福啊，这么年轻就用上了这么好的棺木。时隔多年，我不想过多地评价这位婶娘的话，只是每每想起都禁不住落泪。是因为母亲辛劳一生，四十九岁离世，还是母亲隐忍的一生。恐怕都有，又恐怕根本不全面。

是的，我在母亲的故居时，是想触摸一下母亲的灵魂的。都说人死之后，灵魂会回到她去过的所有地方，捡拾自己在人世留下的脚印，我想象着独自惶惑着捡拾自己脚印的母亲。母亲的故居，也有属于我的记忆。我的童年就是在母亲曾经奔跑过的竹林、山坡度过的。我睡在她睡过的竹床上，和她一样，倾听过夜里风吹毛竹发出的怪响，大雨过山时阴冷的闪电。她捡拾了自己的脚印，我的独自留下的脚印该有多么寂寞。

就像那种种可怕的童年经历，留下的难以平复的烙印。

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死人。那是一个非正常死亡的女人，一个被乡下人称为髽三（傻子）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依然有人要的，只是要去只为了她作为女人的功能吧，他丈夫后来恐怕是有钱了吧，逐渐就看轻了她，让她做一些对正常人来说无法忍受的事。我曾经在竹林或者村里某个不太明亮的地方见过她，蓬头垢面，浮肿的脸，赤裸着脚掌，鸡爪一样畸形的手里不知拿着什么名物，对着人傻笑不止，露出斑驳的牙，我看了一眼就慌忙离开了。但她的模样却印刻在我脑子里，随时显影出来吓我一跳。后来髽三在医院没办法治了，她的丈夫为了省钱，居然在夜里用一根麻绳将她一路拖了回来，想想都是毛骨悚然的事。他回家的路，恰好还经过外婆家门前的柏油路，这些，我都是听大人们说的。那之后，晚上的路边是不敢去的，即使望一望，也怕会看见髽三傻笑的脸。有这样的记忆，在一个小孩子应该算是最可怖的了，但最可怖的还没结束，髽三的尸体最后不知怎的落进了水塘。村里来了验尸官，在大大的村会堂前面的空地上，当着众乡亲对髽三的尸体进行了解剖，而我居然就在那些看热闹的人群的腿中间目睹了部分细节……

我想如果母亲在我身边，她一定会约束我，让我避开那可怕的场景。可是没有，我的母亲和父亲那时在遥远的新疆。而我被他们托付给了在四川的外婆，因为边境线上战备紧张。我曾经因为孤立的童年，而在暗自责怪父母，说他们错过了我的童年，让我成了一个怀抱阴影入睡的孩子。我埋怨母亲，冷落她，甚至伤害她。母亲为此还写过一封信寄给在外求学的我，那时她已在病中。母亲一生都不曾给谁写过信，即使是外婆。一方面是她自视文化粗浅，一方面也没有精力。我至今依旧保存着那封信，字迹拙稚，但字字句句都是沾满泪水的无声的爱……

母亲屡屡在我的梦中出现，依旧是阳光的，微笑的模样。我开始慢慢理解母亲，她作为六个孩子的母亲，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才能完成她理想中的完美啊。她让我们拥有健康的品质，不染上任何恶习，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懂得什么是一个人一生都应遵守的准则。  

关于父亲

父亲从最初的天神形象转变成人世间的一个谜团，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了解到这最终将成为一个谜团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所说的谜团，是因为我无法真正了解父亲。

我始终不清楚父亲的家事，只听说他的母亲也就是我奶奶在我爷爷去世后改嫁了，嫁到一个王姓人家，又生了一个男两女。我幺爸（小叔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同母异父弟弟——是个很好的人，他和父亲一样，人长得很精神，但父亲从不看重这份兄弟情，大约是因为他是奶奶和另一个男人生的吧。

父亲是与堂兄们一起长大的，叔叔婶婶也就是我的叔公叔婆待他如同亲生，但父亲对奶奶的态度始终淡淡的，后来，父亲随堂兄弟们一起当了兵，最终分配到新疆兵团最西面边境团场。他和母亲经常回四川看望族人，但在我的记忆里，奶奶是很少被提及的字眼。又或者，父亲是有意在加深奶奶心头的伤痕。

有一次，在父亲家里，我问起祖父的名字，父亲说了一个名字，我又问父亲的祖父的名字，父亲说他不记得了，我就半开玩笑说，一个人如果不了解祖内三代的事，他就相当于一个无根之人。父亲很生气，他也许讨厌别人挑战自己的权威，或者再恼恨自己的记忆吧，但自那以后，我再没问过父亲类似的问题了。

无根的人，有时候想一想都挺可怕的。你不知道自己来自哪儿，你身上流淌的血到底是从一个什么样的人那里传下来的，五百年前，我的祖先是个什么模样？他有怎样的气质与性格？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否也和我一样有过无根的困惑？他是否想过五百年后自己的儿孙连他的名字也无法记下来了？五百年，巴蜀之地到底是怎么样的民风，那时是否因为战争，他们惶恐而无奈地活着，家里的田亩有多少，生活自在吗？

父亲不屑于同女儿们谈自己的家事，那是属于他个人的记忆，后辈儿孙没必要知道。他只愿儿孙们记着他的辉煌，他的军功章；他一天开了多少田亩，一顿饭吃了十数个馒头。还有他的快乐，在特克斯河用脸盆舀起了十条鱼；割牧草时居然得了一个肥肥的秋獾；一年冬天，他在路上碰见一个哈萨克，欢喜地用一瓶伊力大曲换了哈萨克一根上好的松木。他不想说，母亲改嫁，给幼小的他留下的阴影与屈辱；他不想说，他已经忘了父亲的模样，因为那时候穷人是无法到县城照相的；他不想说，他娶上母亲这个富家小姐，却始终没有生下一个男胎的苦闷。所有这些，都不是他想说的，但我可以想象得到。历史，也许就是这样诞生的，譬若司马迁写三皇五帝，写刘邦斩白蛇奠定基业等等。

父亲沉默着，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每天悠闲自在地过着闲适安静的生活，他喜欢用脚步丈量伊宁市的大街小巷，对自己目前的生活很满意，虽然惊诧于物价的飞涨，女儿们总是很忙，很少来看望，但父亲是快乐的。

可父亲真的快乐吗？从奶奶改嫁后他从骨子里产生的屈辱感，到自己的续弦，他最终应该会原谅我的奶奶吧。

父亲是个军人，进新疆就地转业，成了一名普通农工。他最大的政治成就，应该是担任过所在基建连的小班长。而他的堂兄们却辉煌得多，他们中的一个还曾是新疆军区的一位高军衔干部，曾经写信到我家寻亲，父亲却摆出很骄傲的样子，没让回信，那时我们家的信都是大姐二姐回信。我记得曾经见过这样一封信件，毛笔写的小楷，竖排，很有气质很有文化感的那种书信。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拒绝回信，也许是认为自己过了半辈子这样默默无闻的生活，况且又没有得到半个子嗣，就想，不如被族谱遗忘吧，我的父亲太看重脸面了。因为没有儿子，他的自尊让他吃尽了苦头。

记得那一年连队给我们家分了新的宅基地，别人家都在高高兴兴修房子，家家都有棒小伙儿，夯土墙的夯土墙，打土块的打土块，非常火热。而我们家却是清一色的女孩子，父亲没有向邻近哪户人家开口借劳力帮忙，而是让我的三位姐姐在宅基地前就地取土脱土坯。后来坑深了，他又派我们三个小的去连队西面的黄土地带取土，去连队东南面的锯木坊拉锯末，黄土和锯末都用笨重的手推车拉回来。黄土倒进坑里，锯末堆在坑外，充当擀饺子时用的“面布”，以免土块沾在盒子上不下来。姐姐们赤着脚，一个站坑内，两个站在坑外，装泥坯，抹平，端土块盒，各施其责。

大姐通常站在坑外，穿着围裙蹲在土块盒边，用竹板在土坯盒上一刮，将多余的刮回坑里，双手端稳土块盒的两边，用腹部顶着，咚咚咚走到已经平整好的空地上，将盒子竖着放下，在一推，一揭，随着噗嗤一声闷响，三块一尺见方的土坯就脱离了木盒，整齐地摊在太阳下了。我和妹妹的任务是为土坯翻身，新坯子在太阳下晒几小时，翻过来，再晒，两三个日头，土坯就干透了，再码放成垛待用。这也是我和妹妹最喜欢的一项工作，翻过一面的土坯下往往藏着各种昆虫，它们在湿凉的土坯下安了家，或者那儿原本就是它们的家，可是，它们不喜欢太阳，一掀开土块，大家就惊慌逃窜了。

父亲有时忙完工作会来帮忙，他穿着工作服，后脑勺扣着安全帽，两手还沾着泥，裤兜里鼓鼓囊囊塞着手套。多数时候，父亲都不满意姐姐们的工作进度，他往往会自己跳下坑干一会儿。三姐赶紧再清出一大块摆土坯的场地来，用铁锨铲掉杂草，不平的地方取土垫平。有时候一夜之间，被铲掉的草会直接长进土块里，等我家盖房子的时候，哪块土块上说不定还挂着某株不幸植物的残骸。父亲干活从不惜力，等他端出一大片土坯后，才会停下来擦把汗，又将晒透的土坯赶着码成垛，所以父亲来了我们既怕又高兴。

很多体力活，几乎都是父亲带着我们一起干的，记得有一年，我家分到十几麻袋麦子，一百多公斤一袋，要扛进家里的库房，还要全部码起来。不知是谁说，去叫隔壁邻居家的小伙子帮忙，父亲却拉下脸说，多大的事，家里这么多人，我不相信还码不起来。结果那天，大大小小的几个女孩子发挥人海战术，硬是将那几个硬实得像牛一样的麻袋摞了起来。但最后父亲还是扭伤了腰，母亲埋怨父亲逞强，父亲却说我有什么办法，没有儿子，只有把姑娘当儿子使唤了。母亲无语。

好在那以后，姐姐们相继有了对象，家里的重活由他们招呼着去完成，父亲也终于有了宽慰的笑容。

父亲退休后就搬到了城市里居住，成了城市里穿行、观察的一个老人，我不知道在他越来越多的皱纹后面，他有没有去回想过去的那些时光，去想一些关于根的命题。

关于母亲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有时候，你会突然忘记日夜思念的那个人的容颜，就仿佛你不清楚血液在体内奔流时每一滴血的样子，其实关于那个人的一切细节都贴合了你的生命，它们融入你的血液，你的呼吸。但当时，你会突然觉得内心最重要的某样东西被篡改了或被删除了，你的大脑会一片空白，其实那是恐惧遗忘，于是你真的把一些事遗忘了……

那时我正在别处上学，母亲突然来了，和父亲一起。我在路上遇见他们时，真有那么一秒钟时间，我陷于那种恐惧中，因为我居然认不出他们了。他们就像我所遇见的最普通的中年夫妇。母亲安详知足，父亲神色寂然。

母亲病了，这也许是我大脑失常的原因所在。母亲罹患癌症。可母亲一向都非常健康，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母亲腿老疼，因为关节炎。但母亲自己治好了自己。她在山上放羊时，总爱坐在花从中，就是花儿开得最茂盛的那个草滩。不过，母亲生性并不浪漫，只是因为花儿多的地方，蜜蜂也多。她专拣那些体格健壮的蜜蜂，拈住它们的翅膀，用嘴轻吹，惹得小家伙火了，亮出有毒的针刺，母亲便任由蜜蜂愤怒的剑戟刺入自己的膝部。据说，蜜蜂的断刺刺在人皮肤上还是活的，还会继续向皮肉里行进，这种痛苦的过程母亲每天要忍受十几次。渐渐的，母亲的膝关节不疼了。她还向别人介绍这个好方子，可是，即便是男人也不敢效仿，

我不愿意将绝症这样的字眼与母亲联系起来。她是多么健朗的一位女性，在阳光下晒得像一穗饱满厚实的高粱。她挽起裤管抱着一捆柴趟过清澈冰凉的河水；她骑着自行车像风一样走过；她抬起胳膊用挽得老高的袖子擦额头的汗水；她在火炉边纳鞋底；她在缝纫机边做衣服，她站在高高的木梯上摊晾萝卜干；她坐在电视机前边看《这里黎明静悄悄》边静静流着泪；她手拿奶瓶，羊娃们甩着长尾巴欢叫着涌向她，包围她，亲昵地蹭她的小腿……

我在黑暗中像翻明信片一样回忆着过往，我止不住恐惧，止不住悲伤。

母亲和父亲当时是去石河子医院，顺道过来看我和大姐。我正在准备高考。但我不敢像渴望中那样，挨着母亲躺下，在她温暖的气息中好好睡一个长觉，平复童年的梦魇。我躲在小屋里，看着在地板和窗台上飞上飞下的小鸽子发呆。

我不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但心里总汪着一潭泪，望着窗台上沾着鸽子羽毛的干花而伤感。那是我在放学路上为母亲采的一束野花，可我没送到母亲手里，我害怕再别人眼里感觉太傻气。如今，花已经干了，依旧有花的样貌和好看的形态。

母亲从石河子化疗回来，依旧折到姐姐家里。母亲依旧很安详，但走路再也不会掀起一阵阵风，而是像风似乎随时都能把她吹走。于是我说，妈，你怎么像那个被风吹走的布袋姑娘？母亲笑了，那神态就像一个正在病中的小姑娘，苍白的皮肤，依旧活跃而微笑的眼。父亲却生气了，他说，你功课做完了吗？就要高考了，好好复习，你妈可是对你抱着最大希望的。我便不再做声，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母亲病了，父亲更大男子主义了，仿佛母亲是他最不省心而又最需要疼爱的小女儿。我经常听到母亲轻声嗔怪父亲不该因为她的病而对所有人都那么严厉。我想如果母亲没有我们六个姐妹，那她要省却多少烦恼啊，没有柴米油盐烦恼的母亲的少女时代，母亲想过这些吗？我甚至看到发芽的洋芋都暗自伤感，把自己想成没心没肺充满活力的小洋芋，而母亲正是那个被日渐消耗的老芋块。

大家收罗各种偏方为母亲治病，听说炖鸽子能缓解病情，姐夫就将我养的几只鸽子杀了，那些鸽子是一家人，最小那只鸽子才学会飞翔。我为母亲哀伤，我为鸽子哀伤。我的眼泪不知该流向何方，它们像迷途的羔羊，散失在阵阵狂风中。

那天我放学回家，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母亲拿一张诊断单给我看，说，你看看，上面说了什么。尽管医生的字体都很难认，但我还是看清了那个字，还有“扩散”等不祥的字样。我没有为母亲读出那些字，因为它们的确太难认了，而且差点逼出我的眼泪。

母亲说，没想到读书人也不识得这些字，那你帮我念念这个吧。母亲递给我一本黑皮书，是本《新旧约全书》。母亲说在医院化疗时，一位挺慈祥的老妇人给的。看我一脸疑惑，母亲笑了，笑得有些腼腆。说：我翻了一两页，神话故事一样，挺有意思。小时候，父亲和大哥死得早，可早年我们家里可是有名有姓的庄户人家，山前山后都是我家的地。可我幺娘（母亲）不识文断字，我也只上了个高小，就被你爸爸夸了一辈子，可我也认不得几个字，你帮我念念吧。母亲的脸红了，似乎是在为自己识字不多而难为情，或者觉得自己像个孩子。

我为母亲念了创世纪，念了“当诺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将大雨在地上。”又念了撒母耳初得启示等篇章，母亲一直听得很入迷，眼睛看着遥远的一个什么地方，不知道在想什么。后来母亲又说，我听那老妇人说，有很好的诗歌，你给我念两段吧。我一翻，才发现诗篇有几页是折着的，料想母亲以前也看过，便读母亲在下面画了横线的段落：“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

我看见母亲闭上眼睛，午后的夕光照在母亲薄薄的眼皮上，她的高颧骨上再也看不到高粱一样的红色，而是病态的苍白；她花白的头发让我想起萎败的花朵，我的眼泪突然汹涌而出，母亲恰好睁开眼，问：为什么不读了。我借口屋内太暗，走到门前去开灯，背着身拉亮了灯，又说，妈，我出去喝水，到外屋我为自己倒了一大杯凉水倒进肚内，可是不行，那一大杯水又从我的眼眶里疯了一样的流出来……

等我再进去时，母亲已经睡着了。

后来，母亲的病终于到了末了，父亲工作忙不开。由四姐丽华陪母亲去成都，我和妹妹正准备着毕业考试，去和母亲见了面，母亲从伊宁市离开，我们不知道那是与母亲的永诀……

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我放弃了高考，让妹妹去考吧，家里应该可以供她一个人上大学。可妹妹却和我的想法一样，她在那边也放弃了高考，那时讯息不通，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为了对方放弃了一个选择。直到妹妹背着行李来找我，还带来爸爸给的50元零用钱。

我们一起到伊宁市，投奔在这所城市的三姐。那些日子里，我们狠狠的思念着母亲，我们盼着母亲早点回来。我们巴望着母亲回来，我们是她在车站里见到的第一个亲人。可母亲再也没回来，也许母亲的灵魂在捡拾自己的脚印时，曾经经过我们的期盼的方向……

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追问四姐母亲去世时的情景，问一次流一次泪，到现在依然是这样，那仿佛成了一种自我折磨，一种无法回避的强光的照射，你不得不闭上双眼……

那是一种真正的强光，一种洞彻肺腑的强光。我知道母亲的一生寂寞，虽然她有六个孩子，但她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家庭的重负推着她努力向前走。而当她临离开人世，只有一个女儿在她的身边，她的体重轻如一个孩童，舅舅毫不费力就将这一抔小小的孩子般的身躯放进棺木，那时我们都不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怀着何等寂寞的心情离开!

那是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记忆，它们再一次通过我的血液抵达我的内心，贯穿我的一生。

关于六妹

我和六妹只差一岁，我是她五个姐姐中从不被尊为姐姐的那个。因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共同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一个人，她的悲伤，她的快乐也都是我的。

六妹两岁时，差点被一盆开水夺去性命，那是一盆用来退鸡毛的滚开水。她穿着小袄，在地上走，谁也没看到，一下就掉盆里了。医生说创口好之前不能穿衣服，因为腹部和腿部完全被烫坏了，害怕粘连。六妹那时就成了纱帐中蛟鲮娃了，那纱帐其实是个大篮子上面隔着提手盖着棉被，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像一件有趣的物什。

不知过了多久，六妹终于康复了。但依然弱得很，时常有这个病那个病的，她腹上和腿上的伤疤曾经蜕过两次皮，整块的脱落，蝉蜕一般，九岁一次，十三岁一次，不知是什么缘故。但最终成为一朵一朵芍药落蕊般的，贴在皮肤上，肤色比别处淡。我从四川回到新疆昭苏边境上的那个团场，我们又开始了在一起的冒险时光。冬天我们拉着小爬犁在雪地里玩耍，夏天我们带着一把小方锹在田野里挖甜滋滋的野花生，或者挎着小篮子去捡野草莓。或者拿了家里的鸡蛋，埋在土里，再盖上一堆树叶，烧着吃……

我们还一起偷偷去看电影，大人不让去看电影是怕耽误我们学习，而我们总是趁大人们不注意溜出家门，走几步就到电影院了。记得有一次是看根据老舍先生原著改编的电影《茶馆》，虽然看不很懂，但由于口袋里装着花生糖果，又在二楼视觉极佳的位置，电影里的主要人物角色牢牢印入脑海。六妹看的电影比我多，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在四川。看完电影，我们一路回家，她还会边走边讲她以前看过的电影，讲得精彩极了，她讲《画皮》，还说，这部电影小孩子最好不要看，会吓死人的，俨然一个大人。她讲《神秘的大佛》，讲起武功高强的英雄，嘴里还配以绘声绘色的象声词。她讲《一双绣花鞋》，那双配合着故事情节眨巴着的大眼睛，让你不知不觉进入她设置好的惊叫陷阱。

都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父亲却因为小女儿生性顽皮时常大发雷霆。六妹在父亲面前像一只随时都会逃跑的小兔子，透着机灵和可怜楚楚。一次，也不知为什么事，父亲责打了六妹，结果六妹一赌气走了，原想着吃中午饭，也就该回来了，可晚饭后，六妹还没回来。父亲去圈里拉草喂羊，才发现她躲在草窠里睡大觉。大冷的天，她在草垛上挖了个洞，钻进去，又用草把洞口堵好，在里面暖暖和和、结结实实睡了一天。父亲说，如果不是听到草里的喷嚏声，他指不定一草叉下去扎个猫啊狗啊的。六妹说，是我在里面，你怎么会扎着猫狗？父亲说：不是猫狗你睡在草窠里干什么？

六妹向来是个豪侠之人，有一回她从县上回团场。由于没路费了，她走路回家，四十公里的路，从下午六点走到夜里十二点，她与路上碰到的牧羊人、学生一路说着话往家走，最后只剩她一人。她说，那晚的星星属于她一个人，她好比一个草原之王，独自行进在夜的底部。夜晚的草原和白天看到的是两码事，人的视力变得出奇好，可以看见在草尖上健步如飞的黄鼠，飞得又稳又悠闲的飞虫直到翅膀被露水打湿才歇脚，天山闪闪烁烁，就像一只身材颀长的银色之鱼，那闪烁的是它美丽的鳞片。六妹至此迷上了写诗，她写了许多诗，但那是近几年我才断断续续知道的，那些诗稿早已经不复存在，和她当年被称作校园小画家的画纸，一起被淹没进了时间的长河。

六妹的遭际有时是因为我的缘故，她有一次说，你不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位置，我敬佩你也信任你。有的事情，当然是大事，我愿意听你的建议，如果当初你说，不，这样不好，如果你不首肯，我自然会有另外的打算。我听不明白，她便讲了一些事情，那些影响妹妹一生的大事，原来很多时候决断权都在我的手上，而我往往忽略了，我还一直都在尊重她的选择。

妹妹的话让我失眠了，因为我无法原谅自己，而她第二天却说，选择就是代价，我不该总把我们俩混为一谈。她笑着说，我现在的工作很好，虽然很辛苦，可很充实，我实打实的和庄稼耗上了。六妹如今在一个厂的麦芽车间工作，在潮湿的空气中，她让大麦们萌芽，就像她夜行的那个夜晚，她看到了不一样的星光，感觉自己就是个草原之王。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我思想的最深处静静飞舞，就像乌孙王猎骄靡那样，我在生活的每一个小波折里，捕捉一个又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