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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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思想教育是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兵团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结合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各种宣传活动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形势教育
  形势教育是思想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委和政治机关的一项经常性任务。这一时期,兵团各级组织向广大职工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时事、政策、任务和前途教育,藉以使广大干部、职工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增强信心,鼓舞斗志。
  1958年,根据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兵团结合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首先开展了“大跃进”宣传教育。4月,兵团政治部发出《1958年政治工作纲要》,提出政治工作要保证大发展,要反对浪费,反对右倾保守,在广大职工中着重进行多快好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勤俭持家的教育。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兵团广泛深入地掀起了宣传和学习总路线高潮。为了保证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兵团党委于1958年10月发出了在部队中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以总路线为纲,开展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思想斗争,批判右倾保守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思想(包括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兴互助协作之风;破右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兴无灭资、拔白旗、插红旗。1958年冬到1959年春,兵团各部队结合年终生产总结,深入开展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1959年2月,兵团政治部发出政治工作指示,再次提出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为中心内容,在广大职工中继续深入地开展兴无灭资、拔白旗、插红旗的思想教育运动。总路线、“大跃进”的宣传教育,虽鼓舞了人们的革命干劲,却忽视了科学态度,过于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随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断深入,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思想严重泛滥起来,造成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全国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副食品以及日用品供应紧张。面对这种情况,兵团在职工群众中进行了艰苦奋斗、克服暂时困难的教育。以后,又有计划地向职工群众深入宣传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文件精神,提高了职工对形势、任务的认识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1962年,正当国内面临严重经济困难之时,苏联策动边民外逃,制造“五二九”伊犁边民外逃事件;美帝国主义指使印度向中国边境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在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同年6月,兵团召开了政治工作紧急会议,主要座谈部队政治思想情况,其中心是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准备应付一切突然事变。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季龙要求:各级领导部门要加强治安保卫工作,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广泛深入地进行形势教育,发扬“三个队”的作用;同时,抓好增产节约,贯彻民族政策,安排好职工生活。会后,各师、团除作好应变的各种准备外,还对广大职工深入地进行了形势战备教育,提高了爱国热忱和革命警惕性。
  二、传统教育
  兵团各级组织十分注意对广大干部职工进行党的光荣传统教育。
  1965年贺龙副总理视察农六师,在听到农六师政委赵予征汇报建场初期艰苦创业的情况时语重心长地说:“要让人们知道,没有过去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这样好的绿洲,没有过去的人拉犁,就没有今天的机械化,忘记过去就是忘本。”1965年9月8日贺龙在兵团养禽场接见农六师干部时的讲话。
  1961年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计划中要求:继续向部队进行传统教育,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三八作风等教育,干部还要着重学习《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61年7月,兵团在石河子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各师、团政治主任参加。王季龙主任在讲话中强调,要贯彻中央和自治区三干会议精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兴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会议印发了《兵团连队政治工作条例》《党支部工作四十条》《团支部工作三十条》等草案。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发扬传统、改变作风、改进方法。
  1964年5月,兵团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学习大庆、大寨和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传统。1966年2月,兵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团以上党委书记和兵团、师主要党员领导干部500多人参加。会议传达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张仲瀚第二政委作了参观大庆、大寨的报告。这次会议突出政治,以大庆、大寨、解放军为榜样,检查各级党的领导思想、作风和方法,找差距、定措施。会后,兵团党委作出了《关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大学解放军,大学大庆、大寨,为建设更好的兵团奋斗的决定》。
  通过对部队进行一系列的传统教育,使党的光荣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艰苦奋斗,参加劳动,发扬民主,关心群众,三八作风,遵纪守法,在广大职工中,尤其是在各级干部中蔚然成风。
  三、理论教育
  1961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重新教育干部”的指示。兵团党委提出“大兴教育干部之风”的号召,并在石河子举办干部轮训班,轮训团以上干部。各师、团也都举办了这种干部轮训班,轮训干部。轮训班主要学习中央编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方法是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实际,座谈讨论,发扬民主。提倡“三不”(不打棒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做到“四个结合”(理论学习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理论学习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相结合,理论学习与总结经验、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方法相结合,在职学习与短期离职学习相结合)。通过学习,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认清了形势,改进了作风,增强了信心,鼓舞了干劲。
  1964年在学习雷锋和开展“五好”运动的基础上,兵团逐步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热潮。5月,兵团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座谈讨论1964年政治工作任务,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大庆、大寨、解放军为榜样,以革命化为动力,以“比学赶帮”为方法,以“五反”为纲,以“五好”为目标,狠抓四项工作:(1)大学毛泽东著作;(2)彻底“五反”;(3)大搞“五好”;(4)大办好事。并着重研究了广泛、经常、扎实地开展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学习领导,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考核、鉴定干部和评“五好”的重要内容。团以上机关干部每周不少于4小时,1964~1965年要学完《毛泽东选集》1~4卷。团以上党委成立中心学习组,连队每周学习半天,做到雷打不动。10月,兵团党委批转毛泽东著作学习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把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一个更加广泛、深入、持久的新阶段的意见》。从此,兵团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蓬勃发展阶段。各单位及个人都订立了学习计划,并不断检查、总结、交流学习经验,做到一读、二议、三对照、四行动,理论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据1965年统计,兵团购买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380余万册,做到人人有毛泽东著作。
  1965年10月,兵团召开学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及“五好”代表大会。总结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表彰了一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先进单位、个人,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第二节政治运动
  一、反右倾斗争
  1959年冬,为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自治区党委9月扩大会议的精神,兵团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10月,兵团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具体安排了反右倾斗争。从此,各师、团相继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或干部会议。到1960年2月,全兵团连以上党员干部95%以上都参加了这场斗争,受到批判的432人,占44%,重点批的占22%,其中师(处)级干部13人,团职66人,营职96人。揭发批判的主要问题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争权夺利,宗派活动;革命意志衰退,贪图安逸享受,工作消极;严重的名利思想,个人英雄主义,狂妄自大,目无领导,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等。这次反右倾斗争,以“左”的思想为指导,用政治帽子压人,甚至错批了正确的意见,伤害了一些同志,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二、“三反”整风运动
  1960年冬到1961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兵团在广大干部中开展了“三反”整风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违法乱纪行为。1960年8月,兵团党委在石河子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各师(处)、团场的政治委员、政治主任400多人参加,总结讨论“大跃进”以来政治工作的经验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为秋后开展“三反”运动作好准备。9月,兵团政治部发出《关于结合“三反”整风,进行整党整团的计划》。12月,兵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当年生产,研究今后任务,讨论生活问题和“三反”整风问题。“三反”整风运动是和整党、整团工作结合在一起进行的。1961年4月,王季龙在兵团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整风运动的初步总结》的报告。通过这一运动,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扭转了干部中的命令主义、军阀主义作风,制止了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改善了干群和党群关系,保证了生产的健康发展。
  在反右倾斗争和“三反”整风运动中,由于全国性的“左”的思想影响,兵团也有扩大化错误。1961年11月,兵团党委发出《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大跃进”以来兵团、师(处)和团场给予各种组织处理的4 682名干部进行甄别,并提出了“甄别工作的政策界限”。1962年9月,兵团党委甄别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方法,力争1962年全面完成兵团甄别工作的安排意见》,要求从1958年至1961年上半年为止,凡是整风反右补课、拔白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双反”(反保守、反浪费)、“三反”整风中批判处理的干部、党员、工人、学生均应列入甄别范围。据摸底统计,甄别对象为7 601人,加上工人中的甄别对象约15万余人。10月,兵团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讨论了政治思想教育和甄别工作等问题。据兵团党的监察委员会1963年3月总结,共甄别12 215人,其中党员2 058人。
  三、“五反”运动
  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兵团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团以上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了“五反”运动。4月,兵团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安排了增产节约运动和“五反”运动。11月,兵团又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刘一村作了题为《开展“五反”和社教运动》的报告。报告指出:运动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深入动员,大搞增产节约运动,为“五反”运动作准备;第二阶段,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简称“前三反”),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干部“下楼洗澡”,轻装上阵;第三阶段,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简称“后两反”),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组织查账算账,进行政策攻心,区别情况处理;第四阶段,巩固建设,进行整改,健全制度。
  “五反”运动分两期进行,兵团和各师(处)机关及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和问题比较严重的团机关为第一期,农牧业团场为第二期。先进行增产节约运动,后进行“五反”运动。从1963年4月到1964年5月,有385个团以上企业、事业单位和师(处)以上机关进行了“前三反”;有63 301名干部进行了“下楼洗澡”,占应“下楼洗澡”干部总数的98%;有565万名职工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进行了“放包袱”;有82个团场企业、事业单位开展了“后两反”。据统计,共查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2 621人,占参加“后两反”运动职工总数的494%,金额8171万元。通过“五反”运动,广大干部、职工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出现新的气象。
  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5月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7月工作会议的精神,兵团于11月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对社教和“五反”运动进行了重新布置。王恩茂到会作了题为《加强政治思想领导,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的报告。会议要求社教运动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点代面、点面结合的方法。从1964年秋至1965年春,兵团组织了1 000余人的社教工作总团,下属3个分团,总团长张仲瀚,副总团长刘一村、史骥、杨兆元,在农七师二十团、车二场和农八师二十三团进行点上社教运动。
  在进行点上社教运动的同时,兵团农牧团场普遍地进行面上社教运动。主要是进行“前三反”和阶级教育,搞好领导干部“下楼洗澡”和职工“放包袱”,组织生产新高潮。
  兵团点上社教运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城市进行了3期,农场进行了2期。仅1965年就抽调8 000多名干部参加点上社教工作团,其中师级干部达30多人,点上社教受教育的人数有413 429人,占兵团总人数的323%。
  兵团的社教运动,不论是面上或点上,都是在中共中央两个“十条”和“二十三条”中央两个“十条”即1963年2月中央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亦称“前十条”)和9月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亦称“后十条”)。“二十三条”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等“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运动。虽然也解决了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但由于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在所谓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指导思想下,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第三节加强党团支部建设
  一、开展先进党团支部和优秀党团员活动
  1958年,为适应大发展的新形势,兵团开展了创立先进(六好)党、团支部和优秀(五好)党、团员活动。1961年以后,又发展成为开展标兵党支部活动,这项活动对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支部对生产工作的领导起了积极作用。随着这一活动的开展,党支部工作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不少比较落后的三类党支部一跃而为比较先进的一类党支部。据5个师、处367个党支部的调查:在开展活动前,一类支部占245%,二类支部占583%,三类支部占172%。开展活动后的1962年底,据6个师、处1 919个党支部的调查:一类支部占32%,二类支部占596%,三类支部占84%,一类支部上升75%,三类支部下降88%;据5个团场1 315名党员的调查,一类党员占645%,上升227%;三类党员占88%,下降112%;据兵团1961年底统计,一类团支部上升到335%,三类团支部下降为83%。
  为了交流经验,树立旗帜,不断提高党支部的领导水平和党员的活动能力,1959年6月,兵团党委召开先进党支部代表会议。评选出14个模范党支部、26名模范党员,并在其中选出了苏长福(运输处)、张世海(农八师)、侯正元(农八师)、马金山(农六师)、樊生荣(工一师)、温玉标(农一师)、刘文榜(农二师))7人,既是劳动模范,又是模范党员,作为全兵团学习的旗帜。兵团党委为此发出通知,号召普遍开展向“七面红旗”学习和向模范党支部学习运动,以及在青年中开展向模范团员王焕兰学习活动(全称“八面红旗”)。实践证明,开展党支部评比竞赛活动是加强支部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党的建设中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好方法。
  二、轮训支部骨干,加强党员教育
  为了提高党团支部骨干和党团员水平,1961~1962年,兵团各级党团组织重点抓了支部骨干和党团员的教育工作,采取层层开办支部骨干和党员轮训班的办法,共轮训党支部骨干13 311名、党员18 644名;轮训团支部书记703人,团支委1 103人,团小组长945人。通过轮训提高了党团骨干的基本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大家普遍认为“肚里有了货,工作有了门,办事有了准”。
  1964年5月,兵团政治部、组织部根据中央关于必须把党的基层工作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的精神,参照中央组织部草拟的《关于农林、工业、商业三个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拟定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支部工作方法四十条(草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团支部工作方法三十条(草案)》,发至各级党团组织学习、运用。这对加强党团支部的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整党、整团和重新登记党员
  兵团1960年已有基层党组织4 143余个,党员40 348名,比兵团成立时增加了近一倍;有团支部3 099个,团员44 463名,党团组织和党、团员中的大多数在各条战线上能较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但是,由于新成员不断增加,成分急剧变化,也有部分党支部和党员存在着不少问题。据调查,当时约有16%的党支部“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命令风、瞎指挥风)严重,未形成领导核心;有26%的党支部问题较多,有的支部的领导权被坏分子把持篡夺;约有10%左右的党员存有各种问题。因此,兵团政治部于1960年9月发出关于结合“三反”整风进行整党、整团工作的安排,要求在1960年冬和1961年春完成这一任务。
  这次整党、整团的内容:一是检查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认识;二是检查工作作风,批判党员中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三是检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批判党员中骄傲自满、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四是检查党团员的模范作用和革命干劲,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消极疲沓、好逸恶劳、革命意志衰退的思想行动;五是检查新党员的质量。
  通过整党,对12个由官僚主义分子领导的党支部,18个由坏人掌握的党支部,9个由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党支部,27个领导核心软弱、问题较多的党支部进行了改组和处理;对问题较严重的421个三类党支部重点进行了整顿。根据党的政策,严肃慎重地处理了那些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和不可救药分子以及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共处理党员646名,占党员总数的182%,并清理了职工中一些自流人员,没有正式组织关系、不按组织原则过生活的人员。对党员普遍进行了一次“兴无灭资”的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党性教育,其中受到重点帮助的2 116人,占党员总数的6%。此外,对1 664个团支部也进行了整顿。通过整顿,使兵团党团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整党、整团工作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但在具体工作中也有“左”的倾向。如一些党团员对当时全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的偏向,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认识或发表了一些议论,而被当成“右倾”进行了批判。
  1963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党员工作的指示》精神,兵团党委决定:在农六师十六团进行试点,抽调了42名师组织科长、业务干部和团场副政委、政治处主任组成工作队,用3个多月时间进行了重新登记党员工作试点。接着,各单位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整党、整团和重新登记党员。对党员和党组织进行了一次大审查,基本上搞清了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情况,使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较深刻、较实际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受到了一次较系统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党员标准教育,进一步纯洁了党员队伍,提高了党员质量,接收了一批新党员,建立和健全了支部领导核心和党的经常工作制度,提高了党支部的战斗力。
  四、党团组织发展工作
  接收新党员、新团员,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是党团组织建设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自1958年以来,兵团在生产事业飞跃发展,单位和人员不断增加,党员比例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加强党的领导,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积极而慎重”(后改为“严肃慎重”)的建党方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比较多地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和新团员。1958~1964年,共发展新党员19 609名,发展新团员61 131名。1963~1964年,因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教育工作,发展党员较少。到1965年6月,全兵团共有党员69 596名,占职工总数的112%;有团员87 624名,占非党团青年总数的316%。
  在这期间,兵团发展党团员的工作成绩是大的,主要是贯彻了中共中央建党方针:坚持入党条件,严格入党手续,紧密结合中心工作,提出培养教育计划;不规定数字,不搞突击,坚持经常发展;认真挑选和培养积极分子,并建立积极分子名单;边发展、边巩固,发展与巩固相结合。
  第四节干部队伍建设
  在兵团各项事业大发展的同时,兵团的干部工作也有很大发展。1957年兵团有各类干部29 631人,到1965年底增长到77 637人,为1957年的26倍,基本上适应兵团事业大发展的需要,给兵团事业的发展和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一、积极大胆选拔干部
  1958年,兵团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当时干部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一是数量少,不敷需要;二是文化技术水平低,专业技术干部和政治干部奇缺。按照事业发展的需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仅农业一项即需新增各类干部13 800多人。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以适应大发展的需要,1958年4月兵团召开了第四届干部工作会议。根据中央关于“争取在十年到十二年内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自己强大的科学技术干部队伍”的要求,提出了“鼓足革命干劲,力争上游,为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而奋斗”的口号。为了落实这个要求,会议着重批判了干部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在选拔干部中脱离实际、品头评足的倾向,重申要继续贯彻“大胆地、正确地选拔各方面的优秀干部,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大力培养干部”的方针。这次会议后,干部队伍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坚持“以工农为核心、工农为骨干、工农为主体”的原则下,采取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的方法大胆积极地选拔干部,利用各种途径开辟干部来源。首先从工人及复员军人中选拔干部,同时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和起义军官;此外,积极争取外援,从各方面聚集有用人才。这样,干部队伍的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干部总数1958年为27 915人,1959年为42 659人,1960年为54 589人,到1965年已达77 637人,比1957年增长16倍。其中,从工人中提升干部22 839人,从复员士兵中提升干部5 986人,从一般干部中提升为营以上干部7 272人。此外,国家先后分配来大专毕业生6 793人;从东北调来转业干部2 024人;从北京、上海大专院校接收“右派”300余人;从军委工程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农垦部设计院和干校以及西南、江苏下马的大中专院校中接收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1964年从北京、沈阳、广州、南京、成都军区及海军接收转业军官1 305人;从江苏招收师范、卫生专业人员430人。
  二、开办学校,培养造就建设人才
  为了适应兵团事业发展的需要,在积极大胆选拔干部的同时,还开办了各种学校,为自己造就建设人才。1958年,八一农学院交给自治区不久,兵团决定筹建兵团石河子农学院,1959年开始招生,到1965年共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1 657人、中专毕业生331人。为了培训专业干部,在原兵团政训大队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兵团政治干部学校,将兵团卫生学校扩大为兵团医学专科学校。到1965年共培养大专毕业生162人、中专毕业生1 214人,为兵团医疗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塔里木农垦大学从1958年到1965年共培养大专毕业生262人、中专毕业生871人。1962年,又把兵团会计训练班扩大为兵团财经干部学校,到1966年共培训学员948人。除上述大专学校外,还大办各种形式的半日制和业余制的红专学校。1958年,全兵团兴办了半日制红专学校86所,学员4 000余人;兴办业余红专学校1 351所,学员16万余人。此外,各师还举办了各种专业学校和大批短期训练班。到1965年底,共培训了各类技术人才28 249名,对兵团的建设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三、培训在职干部
  随着兵团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兵团干部队伍也实现了大发展,基本上适应和满足了各项事业的需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兵团分别召开了第六次和第七次干部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总结经验,教育干部”。强调在稳定干部的同时大力做好教育提高干部的工作。这两次会议之后,各单位根据中共中央轮训干部的精神,团以上干部由兵团负责轮训,营级干部由师负责轮训,连级干部由团场负责轮训。从1961年到1964年共轮训团以上干部1 649人,占当时团级干部的979%(其中包括非党干部297人)。1963~1964年,兵团委托兵团农学院举办了4期国营农场场长进修班,共有174人参加,主要学习经营管理和有关生产技术。此外,还培训了专业技术干部32 734人次。通过教育和培训,广大在职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基本知识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知识,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明确了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及搞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专业技术的训练,提高了业务知识和管理水平,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当时干部学习中强调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则是错误的。
  在教育提高干部的同时,对干部队伍进行了调整。1962年,根据兵团第八届干部工作会议提出的精兵简政、考核调整、稳定提高干部的要求,精减压缩干部2万余人,其中编余干部上万人。精减的干部相当部分采取层层顶替的办法充实和加强了基层,其余干部一律下放劳动锻炼,作为一种储备干部的手段。
  四、纯洁干部队伍,大胆使用起义干部
  在大发展中,曾一度出现了在干部工作上只讲数量,忽视质量,只讲技术,忽视政治的倾向,主要是启用了一批刑满人员和政治来历不清的自动支边人员当干部。1960年,刑满人员当干部的达1 525人,占干部总数的28%;自动支边人员当干部的达5 289人,占干部总数的98%,造成了干部队伍思想、组织、作风上的不纯。从1961年起,狠抓了纯洁干部队伍的工作,先后经过了多次审查和清理,1 525名刑满人员中除确实表现好、有一技之长的留用293人外,其余一律清除出干部队伍。对自动支边人员中的干部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保证了干部队伍的纯洁。
  对起义干部的团结和使用,兵团各级党委一直比较重视,特别是1961年整风以后,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改善了同起义干部的关系,在工作中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合作共事,耐心诚恳地指出他们的缺点,鼓励他们进步,关心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职权,使他们心情舒畅,大胆工作。选拔时,把改造好的官兵作为重用的对象,符合德才兼备条件的同样积极提拔。到1965年,兵团干部队伍中起义军官3 737人,其中担任军以上职务的3人,师职24人,团职360人,营职780人。从起义士兵中提拔了7 742人担任干部,其中担任团场领导的76人,营级领导471人。这些干部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且能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兵团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组织干部参加劳动
  兵团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有优良传统的,尤其是1959年中央发出《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以后,兵团各级党委狠抓了这项工作,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制度。仅1959年上半年,全兵团就有31万多名干部参加劳动,占应参加劳动干部数的92%,半年内平均每人参加劳动21天。1960年,平均每个干部劳动596天。1964年,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参加了劳动,平均每人劳动43天。1965年,兵团干部参加劳动者63 933人,占应参加数的92%,平均每人劳动53天,营以上干部参加蹲点104天。通过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改进生产工具。,不但密切了干群关系,而且促进了干部自身思想革命化。1958~1965年,兵团受到各种奖励的干部达48 932人次。
  1954年,兵团成立时有干部21 313人,到1965年底,兵团共有干部77 637人,增加了2倍多。干部中有党员30 211人,占389%;共青团员13 909人,占17.9%;专业技术干部19 913人,占257%;政工干部13 681人,占176%。兵团这支干部队伍是以第一兵团进疆的老同志为骨干,团结、培养和教育了一大批新干部,他们中有转业军官、支边青壮年、起义官兵、知识分子,以及本地生长起来的少数民族。他们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在兵团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成长,他们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第五节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激发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保证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是政治工作面向生产、为生产服务的重要方法,也是兵团一项最经常、最活跃的政治工作。
  1958年大发展以来,兵团党委提出了“行行出状元,样样当冠军,步步争上游,年年大跃进”的口号,除继续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外,各行各业都广泛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竞赛。场际竞赛以单项指标、多面红旗冠军赛为主要形式,农场按当年实现利润、粮食、棉花产量三项分别排队,工矿企业按加工、被服、煤矿、建材、修理、食品等行业分别排队,牧场单独排队。场内竞赛以阶段赛为主,按春播、田间管理、夏收、秋收等季节由团场组织检查评比排队。班组、个人竞赛以全勤、优质、高工效红旗竞赛为主,按旬评比插红旗,按月或生产季度总结奖励。在竞赛优胜者中选拔典型,树立标兵,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掀起“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
  1959年,兵团涌现出先进生产(工作)者5万多人,先进团场16个。农八师二十三团农场被农垦部树为“全国农垦战线标兵农场”;苏长福和侯正元被树为“全国农垦战线驾驶标兵”,军委总政治部也向全军发出向苏长福学习的号召。
  1960年1月,兵团党委决定,将在劳动模范中选拔、树立的苏长福等“八面红旗”,新增刘学佛、马新才、于孟珍、库由尔拜依4名劳动模范扩大为“十二面红旗”,作为全兵团学习的榜样。
  1961年,根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为了加强基层建设,巩固整风成果,兵团党委决定在全兵团开展创建“五好”连队运动和争当“五好”职工活动。“五好”连队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生产任务好、三八作风好、经营管理好、生活管理好;“五好”职工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生产劳动好、三八作风好、生产技术好、爱护公物好。后来在团场企业和班组、商店、食堂等也相继开展了“五好”活动。“五好”运动和活动把政治思想好摆在首位,提出要以“一好”(政治思想好)带“四好”、“四好”保“一好”(生产任务好)。“五好”运动的开展,对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进领导作风,加强基层建设,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等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
  在开展“五好”运动的同时,继续开展场际竞赛、丰产条田竞赛和各种形式的场内竞赛。这些竞赛与经营管理、生产管理结合更加紧密,效果更为显著,不仅补充了“五好”运动之不足,而且成为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发动群众、搞好生产的重要手段。
  场际竞赛是在兵团范围内组织竞赛的主要形式。1963年4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组织团场企业单位场(厂)际竞赛的决定,改变了三年大发展时期单项指标多面红旗冠军赛的办法,根据国家计划和任务要求,提出了分项计分、综合评比、按总分排队的办法。农场比完成当年实现利润计划,比完成粮、棉、油料、甜菜四项总产计划,比上缴产品商品率,比主要牲畜净增率。牧场比完成当年实现利润计划,比牲畜净增率,比完成畜产品上缴任务。工矿企业比完成当年实现利润计划,比完成总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计划。由于场际竞赛的广泛深入开展,促进了团场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保证了国家计划任务的完成,涌现了一批连年生产盈利、产量高、商品率高的先进团场企业,如被誉为“新疆大寨”的红星二场,稳产高产的农四师十二团农场,多种经营好、粮棉双丰收的石河子总场,以及农一师胜利七场、农二师五团农场、农七师小拐农场等。1965年底,在农垦部召开的农业科技与高产经验交流会议上,兵团农四师十二团农场被树为全国农垦系统标兵农场。在西北局召开的西北区农业经验交流会上,农五师红星二场、农四师十二团农场、农二师五团农场,被评为“西北地区四十面红旗”之列。
  丰产条田竞赛是在1961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是这一时期最具成效的竞赛形式。它以包产组为单位,以完成包产任务为前提,以棉花、甜菜连片面积100亩以上,粮食、油料作物连片面积300亩以上的大面积丰产为条件,规定了特级、一级、二级丰产指标,按规定达到特级、一级的上报兵团请奖,达到二级的由各师给奖。由于丰产条田竞赛受包产任务的制约,又以百亩以上的连片面积计算丰产,这就避免了过去小面积高额丰产报奖的弊端,不仅起了以丰产保总产的作用,而且使丰产经验可以在大田生产中推广,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量起到显著作用。
  广树标兵、开展“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竞赛的又一特点。由于各条战线都有树为标兵的典型单位和个人,有活生生的先进事例和具体经验,比有对手,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从而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你追我赶的竞赛局面。
  据1965年10月兵团“五好”代表大会的统计,是年,全兵团共涌现出“五好”连队(车间)369个,“五好”班组3 021个,“五好”干部4 605人,“五好”工人(战士)68 578人。在这次大会上,兵团党委决定树立农五师红星二场、农四师十二团农场、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农一师一牧场、农八师莫索湾拖拉机修理厂、塔里木农垦大学为兵团农牧团场、工厂、院校标兵;工交部独立汽车二营三连、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四分场三队、工一师材料总厂制氧车间、工二师三工区二连、农二师五团四连和农七师一七五三连(值班民兵连)为“五好”连队(车间)标兵。并决定从兵团劳动模范中再选出最优秀者12人,树立为新的“十二面红旗”标兵。他们是:薛兴玉(农五师)、王作舜(工交部)、王秀英(女,农七师)、李三禄(工一师)、王玉山(工二师)、木斯塔帕(哈萨克族,农四师)、王忠汉(农八师)、托乎提汗(女,维吾尔族,农七师)、罗汝双(农十师)、金茂芳(女,农八师)、汤卫国(农六师)、李国栋(农二师)。连同1960年树立的“十二面红旗”标兵:苏长福、刘学佛、侯正元、刘文榜、马金山、樊生荣、温玉标、张世海、马新才、王焕兰(女)、于孟珍(女)、库由尔拜依(维吾尔族),合称“兵团二十四面红旗标兵”。在全兵团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比学赶帮”社会主义竞赛热潮,有力地促进了兵团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六节职工生活福利
  兵团职工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长期坚持先生产,后生活,生产高标准,生活低标准的原则,素以吃苦耐劳著称。由于兵团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职工队伍增长很快,大部分农场都是在边开荒、边生产、边积累、边扩大、边建设的情况下搞起来的。首先,职工住宿经常处于紧缺状态,标准低,面积小,所有农场新建之初都有一大批人住在地窝子、帐篷或简易房子里,甚至两家人共住一室。其次,在职工口粮方面由于小麦、大米比玉米容易保管,兵团每年上缴国家的粮食多为细粮,而职工口粮则多为粗粮,有的团场粗粮比例占90%以上。有人打趣说:“兵团有几怪:粗粮吃,细粮卖,刮风下雨当礼拜(休息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兵团职工生活的艰苦,同时也反映了兵团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尚风格。三是当时兵团职工家庭没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或唯一的生活来源。由于新工人比例大,1966年比1957年职工人数增加35倍。大部分新工人按农垦部的统一规定实行低于一级农工的下延级,月标准工资仅为28元,因而职工年平均工资下降35%,1957年为827元,1962年为579元,1966年为539元。工资低,奖金少,劳动繁重,加班加点多,是兵团职工的普遍情况。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兵团职工生活确实很艰苦。
  兵团党委和各级领导十分关心群众生活,针对上述情况,积极兴办职工集体福利事业。首先对全体职工和随队家属、小孩,基本上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妥善安置,做到衣食温饱,幼有所教,老有所养。早在1956年,兵团就根据国家职工劳动保险条例和附加工资开支范围制订了《兵团职工劳动保险待遇暂行规定》和《兵团职工生活困难补助办法》等文件,对职工生、老、病、死、伤、残待遇作了规定;对供养人口多而工资收入少的职工,按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给予按月、按季定期补助或临时补助;对女工在月经期、怀孕期、产期、哺乳期规定了“四期”保护措施,给予劳动照顾或休假;各基层单位普遍办了职工食堂、托儿所;职工普遍享受公费医疗外,对其家属、小孩实行了收费很低的(每人每月030元)医疗包干办法;成年子女安排就业,农忙季节组织家属参加有报酬的劳动;文娱生活也采取包下来的办法,经常放映电影,组织文艺团体巡回演出等。所有这些,都减轻了职工的生活负担,免除其后顾之忧,增强了凝聚力。
  随着生产的发展,兵团职工的生活福利也日益改善,据8个农业师的统计,1966年用于职工住宅建设的福利投资达2 454万元,新增住宅面积1214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达到552平方米。兵团从1956年开始,每年都按一定比例提取附加工资,用于职工集体福利事业。以农业为例:1956~1960年,每年提取工资总额的125%,1961年根据农垦部的意见改为提取7%,1963年又调整为10%。仅1966年全兵团就提取附加工资3 874万元,其中用于医疗卫生补助的722万元,用于困难补助和托儿所等福利事业的301万元,用于劳保基金的120万元,用于职工教育文化经费的180万元。此外,随着生产的发展,1964年,职工每月粮、油、肉定量和细粮比例均有所提高,生活有了改善,劳逸结合也较以前为好。但是在这一时期,同生产发展的速度相比,兵团用于生活的投资少了一些,积累多了一些,这是一个教训。
  第七节大发展中的政法工作
  兵团政法工作同兵团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一时期,伴随着兵团事业的大发展,兵团政法战线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开展第四次肃反运动
  1958年4月,根据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兵团召开了第二次公安保卫工作会议,提出政法工作要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要求公安工作要把团场的敌情底数搞得“像玻璃板一样透明”。发生大案破获不过3天,小案破获不过1天;要求团场有50%的基层单位当年达到“十无”,即:无凶杀、无诈骗、无流氓活动、无抢劫、无反革命破坏事件、无反动标语、无赌博、无盗窃、无火灾、无逃跑。“十无”安全运动的口号提得很高,运动规模很大,范围很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58年,全兵团出现了27个安全团场、1 504个安全基层单位,政治案件比1957年下降52%。政治案件侦破率906%,有38个团场政治案件侦破率达到100%。此后,这一运动发展到劳改、劳教单位。
  1959年1月,兵团党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发出的镇反工作的指示,决定在兵团范围内开展第四次肃反运动,主要解决兵团内部新增成员(自动支边人员)中的肃反问题。这次运动从1月开始到4月结束,参加这次肃反运动的共计20万人,运动中经过批准,斗争2 260人,批判236人,合计2 496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124%。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318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95人,各种坏分子的1 945人;经过斗争,逮捕251人,劳动教养358人,监管78人,行政处分75人,党纪处分3人,基本上摸清了自动支边人员中的问题。
  “十无”安全运动和肃反运动,是采取群众斗争与专政机关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它使政法工作和党的中心工作结合,同广大群众和生产结合,为中心工作服务。但是,由于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过激的口号和行为纠正不力,教育不够,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二、加强对刑事犯的改造
  为了促进劳改工作的全面大发展,1958年11月,兵团召开了第三次军法劳改工作会议。会后,在犯人中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具体做法是:通过总结工作,以比积极、反消极,比改造、反破坏为主要内容,进行检查评比,从中找出典型,树立榜样,表彰先进,批评落后,打击顽固。此外,在“三面红旗”教育的基础上,又在犯人中开展了“三反一评”,即:反逃跑、反破坏、反造谣和评改造态度,使他们认清形势,明辨是非,澄清思想,提高认识,端正改造态度。
  1959年9月,由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兵团党委立即成立了特赦领导小组,专门领导特赦工作的开展。特赦工作从9月下旬开始,至1960年1月基本结束,共特赦罪犯1 622名(其中反革命犯1 058人,刑事犯528人),占当时在押犯50 166名的32%。所有特赦犯人全部留场就业,评定适当的工资,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做到了人尽其才。特赦是党的人道主义政策的再现,在各类罪犯中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它不仅有利于改造,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而且给罪犯进一步指明了改恶从善的光明道路。
  为了更好地改造和教育罪犯,1959年兵团各单位组织犯人(积极、中间、落后三方面的代表)参观了师团附近的一些厂矿企业和人民公社。11月,兵团组织了各劳改单位的犯人代表304人,在乌鲁木齐市参观自治区展览馆、工矿企业和郊区人民公社,让犯人亲眼看到伟大祖国的建设成就和美丽富饶的新疆,这对犯人是一次生动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促使犯人更好地接受改造,克服改造的反复性,增强改造的自觉性,跟上祖国人民前进的步伐,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改恶从善,早日新生。
  1960年7月,兵团政法部为贯彻天津管教工作会议精神,在犯人中开展了一封信活动,要求每个犯人给自己的亲属或当地政府写一封信,汇报改造情况。这对鼓励积极、鞭策落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1年,为缓和甘肃粮食缺乏的困难,中央决定从甘肃河西一带调一批“三类人员”来兵团“移工就食”。先后分3批调来劳改犯人13 720名,刑满人员3 995名,劳教分子2 951名,合计20 666名。
  1961年6月,兵团召开了第二次政法工作会议。会议对过去劳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劳改工作要以开展“五好劳改队”(政治思想好、改造质量好、政策纪律好、生产经营好、生活管理好)为纲,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提高工作质量,加强对“三类人员”的政治思想改造工作,强化狱政管理,大搞评比竞赛,严明奖惩制度,进一步抓好犯人生活。会后,兵团政治部颁发了《劳改队改造室组织通则(草案)》和《关于劳改犯人立功赎罪奖惩条例(草案)》,开展以认罪守法好、思想改造好、劳动生产好、遵守监规好、安全卫生好为主要内容的“五好”犯人活动。能做到“五好”并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绩者,给予记功、减刑和物质奖励。记功面为25%,减刑面为8%,超产单位从超产收入中提取30%作为犯人奖金,提取10%作为单位干警奖金和改善犯人物质文化生活之用。通过开展“五好”活动和贯彻奖惩办法,劳改队的各项工作有了很大起色。
  1963年9月和1964年3月,兵团两次召开劳改工作座谈会,安排和检查在犯人和劳教分子中开展的评查改造态度和改造效果运动,以及在刑满人员中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三评三查”(评改造效果,查反动立场;评安分守法,查违法破坏;评劳动表现,查劳动态度)运动,其目的是教育“三类人员”丢掉幻想,积极改造。兵团组织工作组首先在农八师莫索湾二场2个中队试点,然后全面开展。经过评查运动,收到了教育改造犯人的良好效果。
  1960年以后,在劳改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粮食、油料减产,供应紧张,粮油定量偏低,肉食蔬菜供应不足。当时,劳改队在“开展高工效运动”中提出了“一日顶双日”、“双日放卫星”、“迎太阳,送月亮,星星底下摆战场”等口号和做法。劳改犯人中出现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兵团党委对此极为重视,张仲瀚当即指示:“一定要制止死亡。”政法部根据兵团党委指示,会同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了果断措施,加强治疗和预防,同时缩短了劳动时间,增加了伙食营养,控制了浮肿病的发展,使犯人的体质逐渐得到恢复,生产逐步回升。
  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兵团政法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从1956年兵团首届保卫工作会议起,就把侦察破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提到重要位置。1955~1958年,兵团先后召开了3次军法劳改工作会议、4次政法工作会议、1次经济保卫工作会议、2次政法科长座谈会议,这些会议都把打击现行破坏活动作为首要工作,并作为评比先进政法科、股的首要条件。据1955~1965年不完全统计,兵团共破获反革命案件19 497起,依法逮捕各种罪犯7 075人,对其中罪大恶极的150名罪犯坚决进行了镇压。
  1963年5月,兵团遵照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从1964年冬开始到1966年,在部分农牧团场和工厂(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兵团各级政法保卫部门积极抽调人员参加这一运动,并在工作上配合了这场斗争。同时,还根据1964年7月中央第六次劳改工作会议精神,在劳改犯人中也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了犯人的思想改造。
  四、建立和健全政法工作机构
  1954年,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兵团政治部设有保卫部,并成立了兵团军法处和劳改工作处。1956年两处合并,组成兵团军事法院,院长由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季龙兼任。
  1958年,公安部决定,兵团政治部保卫部的工作由自治区公安厅代管,对外以兵团公安局名义行文。各师、团保卫部门亦按公安局派出所行文。同时,建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刘一村兼任检察长。
  1959年9月,兵团政治部保卫部(即兵团公安局)、兵团人民检察院和兵团军事法院合并为兵团政治部政法部,王慎任部长。从此,兵团政治部政法部和各师政治部政法科,承担了公安、检察、法院的工作任务,一个机构,三块牌子,一直沿袭到兵团体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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